５月３日看到有很多记者穿黑衣系黄丝带，以抗议在４２８那天，因采访新闻而受到干扰，也就借世界新闻自由日，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因为记者的抗议，使我想起许多年前当我初入行的前尘往事。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６０年代，我们除了接受上司委派的节目外，也要应对突发的新闻。
但没有被教导的是：怎样做一名称职的新闻记者。上班的第一天没有；直到５年后由记者转换成编辑也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即便担任编辑，也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这一群的新闻工作经验就是这样累积而成的。
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净选盟或烈火莫熄，但示威更是频繁，大体上是由社阵或劳工党所发起。由于槟城也曾是社阵的大本营，也就比较有条件走向街头。例如在１９６５年中央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后，引发社阵党员开展示威游行；在１９６７年因旧货币兑新货币贬值１５％（指英女王肖像的币值跟随英镑的贬值而贬值），而激发劳工党举行示威游行和开展罢市，那时我们做记者的直接面对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也因为这样，采访过示威的记者对催泪弹的滋味不会是陌生的；也目睹警方当场捕人或驱散人群。
当然身为记者，一般上都能够完成任务交差，但人身的安全得由自己负责。如果你问我当年的记者何来这么大的勇气敢于上街与示威队伍在一起，我只能简单地回答：职责所在，何来畏惧？
今天当我看到年轻的记者也走向街头，无畏面对“风险”时，我不期然想起我们也同样走过这一段“风雨交加”的坎坷历程。我不知道我们当年的“勇敢”行为是否被表扬或被历史记录下来？但我敢肯定的是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是无畏精神已被许许多多人所祝福和支持，并触动政府也不得不重视媒体人的正义呼声。他们之所以不再寂寞是因为联合国已在１９９３年正式确定每年的５月３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用以褒扬新闻工作者对自由的捍卫。
自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基本生活；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而新闻自由是捍卫民主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赋予报人发挥“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用以监督和观察政府及政党的施政。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在２００５年联合国选择“媒体与善政”作为那一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在今天看来，在马来西亚也是十分贴切的，因为新闻自由需要善政的滋润和扶持，才能显得生气活泼。
不论各政党对净选盟的４２８有不同的评价和诠释，但不争的事实是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不约而同地对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不友善乃至受伤的对待表示最大的关切。这也说明了举凡任何大型的集会，记者的责任是不可被忽视或漠视的。对记者的不友善等于否定“新闻自由”。
如果说“新闻自由”在过去是概念多过实质，那么今天则是实质明显过概念。不但政府取消了报章年年更换执照的规定，而且也在接到报章的投诉后，第一时间便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４２８暴力事件的真相，这对一大群“
穿黑衣”抗议的记者来说，他们在正义道上已不再是寂寞的一群，也不再是沉默的羔羊；相反的，他们使到新闻自由更具内涵，并且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正义的力量。虽然说今日的记者不是什么“天之骄子”，但比起我们那个年代
，他们是更受重视而且有联合国作为后盾的媒体人。就此而言，他们在５月３日那天赢回了报人的尊严。单就这一点，身为报人，他们也似乎找回已失落多年的“光荣”称号。
刊登于2012年5月7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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