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谈及1948年槟城酝酿脱离联合邦除了担心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将降低槟城的地位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愿失去自由港。
刚巧近期槟州国阵主席邓章耀重提恢复自由港的地位后，又成为一时热门课题，也就引发我写下自由港的故事。
当莱特于1786年8月11日率军舰抵达槟榔屿时，即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并升上英国的国旗，接着将他开辟的地方命名为乔治市。从此槟榔屿成了英国向远东拓展势力的桥头堡。
第二年，也就是1787年，莱特宣布槟岛是一个自由港，以利贸易和通商。
1788年时，乔治市人口有1千人，华人占了2/5。1790年时，来自亚齐做生意的船只竟多达百艘。后来因为入不敷出，控制槟榔屿的东印度公司乃下令征抽入口税，破坏了自由港的规则。
1794年，莱特不幸逝世，终年只54岁。在逝世那一年，槟榔屿的华人人口已超过3000名（总人口超过万名），被视为发展槟榔屿的宝贵人力资源。但遗憾的是他们又在另一边成为赌博和抽吸鸦片的牺牲者，因为东印度公司为了增加收入，对烟（鸦片）酒赌进行控制，发出执照，合法化“三害”荼毒华人。
1796年，第三任监督麦唐纳宣布取消入口税，还自由港给槟榔屿。到了1800年时，槟榔屿有一个巨变，那就是第四任继任者李特又从吉打苏丹处拿下威省。
（直到今天槟岛面积293平方公里，等于新加坡的一半；威省总面积738平方公里，两者合起来共1031平方公里，有两个新加坡那样大）
虽然拿下威省，主力发展还是在槟榔屿的乔治市。不幸的是，在面对增加开销下，东印度公司又再1807年恢复征收入口税。
较为严重的打击是在1819年时曾在槟城担任总督秘书的莱佛士取得了新加坡的控制权。因为新加坡地理条件更为优越，其自由港地位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和更多的移民加入。这样一来，迫使槟城在1827年又再取消槟榔屿的入口税，其自由港的地位才相对稳定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海墘的水上人家出现了，成为贸易的集散地和转口货物的辅助站，就这样地保留到今天。各姓氏桥的“水上人家”成为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份。
其实从1827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年）为止的百余年间，槟城的发展主要是得力于自由港和转口贸易，直到战后的1948年英国人将槟城纳入马来亚联合邦时导致中上层社会反对，并想要脱离联邦，保留殖民地。虽然“脱马运动”失败，但英国政府为安抚槟岛人民之忧心，乃在1949年1月29日在宪报公布：维持槟岛自由港地位，取消入口税（烟酒除外）。这是首次有官方的文件确认自由港的法定地位。
1955年，联合邦财政司钦士华突发表将槟岛纳入关税区的建议，引发轩然风波和强烈的抗议，结果英殖民政府为平息风波按下不提，即使在1957年槟城已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自由港地位依然存在。但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槟岛也就不得不列入关税区，自由港的地位从1965年开始又是岌岌可危了。
由于得不到工业的补偿，到了1968年自由港又被蚕食的七七八八，意味着更多人的失业，转口贸易也一落千丈，终于在人民怒潮中，一场政治海啸在槟城发生了。1969年的大选扶起了民政党改朝换代，林苍祐又再登上政治主流。他后来用工业化来抵消自由港消失带来的损失。如今我们又听闻邓章耀要用自由港来唤起人民的集体回忆。我们且听听他怎么说，毕竟自由港仍然是一个被关注的课题。
刊登于2012年6月11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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