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的逝世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首先我想起了1979年越南悍然挥军进攻柬埔寨，一举夺下柬共政权，并把柬共（或称红色高棉）驱入森林进行游击战。
这个时候大权旁落的西哈努克从解放区出走中国，并在中国扬言继续斗争以驱赶越南侵略者。在这方面，他与柬共联手达成统一阵线，也在后来成立“柬埔寨联合政府”。
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界对这一局势十分关注；尤其是北马的华文日报至为重视越南侵柬后带来的严重后遗症。最令人痛心的是在一夜之间许多柬埔寨人民被逼逃离家园，来到泰柬边境涌入难民营。这数以万计的难民在联合国的协助下简直生活在“地狱”中。我们的读者，《星槟日报》发挥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义卖、义唱和乐捐此起彼落，纷纷向柬埔寨的难民伸出援手。
为了更正确地了解难民营的实况和柬人民的苦难，我被派往泰柬边境进行实地采访，也深入柬境内与“自由高棉”的领导人会晤，并参观了西哈努克的“军事基地”，军备是十分简陋的。若与越军相较量，也真是不堪一击。不过，柬共的武装力量才足以牵制越南的为所欲为。
我们因为柬共的基地太过深入森林，路途又远，不便采访，也就无从知道柬共势力有多大。
虽然如此，整个国际舆论还是以西哈努克的动向为依归。而我先后两度对泰柬边境进行访问，也对难民的苦有深刻的感受。其中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人的尊严已荡然无存，大家挤在一个小帐篷中生活，没有卫生可言。晴天时烈日当空，十分炎热；阴天大雨倾盆，人人变成落汤鸡。
有难民虽然身上有金条，但苦无处购买粮食；不名一文的只好靠联合国及各机构的援助。这样的水深火热的生活，让人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根据当时的统计，越南侵柬后制造的难民在各地难民营内不下50万人，外逃其他国家的也不下50万人，若加上失踪与被杀害的，数目高达二百万人不足为奇。这些个悲剧及后又把老帐算在柬共的身上（它在1975年至1978年统治柬埔寨3年8个月）。这一笔血泪斑斑的血债，构成柬埔寨人的耻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共为柬难民筹足现金不下马币500万元，另有不少的粮食及衣料等等，这些的义款皆由我报的董事经理胡榆芳亲自持交，算是马来西亚人民的慷慨为怀的心意。
我在后来将关于柬埔寨的文章，包括访问记连同照片辑成一书出版。取名为《柬埔寨的悲剧》，内中尽是陈述柬人颠沛流离的因由和非人的生活，也有历史的演绎，更有政治评论。洋洋八万言，再加上多帧照片，构成了一本新闻纪实专著。未想此书竟能引起热卖，总共卖出3000本。我没有再版，但在多年后，《星洲日报》将之上网，并在柬埔寨传开，也成了被热读的著作，确实有些意料之外，毕竟这是1980年的作品，而在千禧年后又成为另类的热门文章是我始料未及的。
无独有偶的，当我在1989年访问北京时，也被介绍认识了新华社的国际主任杨木，他在曼谷担任6年的首席记者，并深入访问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波特及西哈努克亲主，我因此从他身上获得许多从未听闻的资料。未想在1999年意外地获知他已将多年的文章及新闻评论报导辑成一书出版，取名《采访红色高棉》。他所抖出的秘闻在当时是我们所不知晓的，但今日看来，这是一位出色新闻记者的成功之处，没有亲身体验和没有经过考验，是不大可能写出这样感人肺腑的好文章。
如今西哈努克国王已逝世，但他留下的历史记录却可以在我们所出版的两本书内窥见，我为我能在那个时代对柬埔寨及西哈努克的政治插上一脚感到骄傲，或多或少，身为记者的我们也对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作了历史的见证人。
刊登于2012年11月5日《号外周报》第6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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