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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6.11.12

汉学研究的新方向 (直挂云帆)



数个月前,当中文系讲师陈金辉博士向我讨论与建议由韩江学院主办今年度(第九届)的汉学国际研讨会时,我有一些迟疑,因为在我印象中这类的研讨会是偏向古代汉学,而且有“钻牛角尖”之嫌,不易为一般人所兴趣。后来经过他解释,原来此次轮值韩院主办,因为在过去8年来都是由马大、拉大、南院与新纪元等轮流主办,若本届韩院不主办将会出现缺角而使到郑良树教授的倡议面临断裂的遗憾。
既然这意味着韩院有必要承载这项文化传承的使命,我也就希望中文系能肩负起重任,把这个国际会议办得像样与体面。到了临近的日子,我被告知本院的中文系学生积极参与,师范学院的学员将会到来参加,而且外来的报名者不少后,我开始宽心,也很欣慰汉学已普遍得到重视。
所谓的汉学,追根究底,指的就是中国学的研究。在过去,汉学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古代文化,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对现代中国的研究。这就是说汉学已从古代步入现代社会,因此我对汉学是这样理解的:
不论是古代的汉学或现代的汉学,他们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一脉相承从古代一直演绎到现代,再从现代展望未来。如果我们能使到汉学的研究纳入现代政治的现实而具有生命力,那么汉学就会变得生动活泼而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这 也许是汉学研究的新方向之一。
就我个人研究来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且也是华人向外大量移民的开端。在这一年,英国军舰用炮弹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我将之视为历史的耻辱和伤口,也敲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民开始认识世界。原来天外有天,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腐观念,以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就是整个世界的狭隘思想。
与此同时,当英殖民主义者在1842年逼使清廷签署《南京案约》割让香港予英国时,已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在弱肉强食的理论下,颟顸无能的清廷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
这重重的灾难也反过来逼使中国人民再次揭竿起义,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于震撼也动摇了清廷的江山。虽然“太平天国”只在中国大地上闪烁18年的光景(1850-1868),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的。例如1895年发生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排外运动,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反抗精神的延续。即使它仍然以失败告终,也让中国的爱国志士及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未来忧心仲仲。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那就是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为偶像的孙中山(1866-1925)。他不但自视为洪秀全第二,而且也参加基督教会,向洪秀全看齐。
孙中山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良朝政,以振兴国家,但不被重视,因而有了后来孙中山10次革命的故事。他的屡战屡败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成就了一代伟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带来了一声春雷,大地顿然被照亮,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是可以被推翻和被埋葬的。
于是现代性开始在中国萌芽,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了辛亥革命的主轴,更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主旋律。从此中国人民相信外来的思想也可以改变中国,也可以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在这之后成为主导中国的大方向。
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学基本上也进入了革命性的阶段,并起了实质的变化。从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社会到依靠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再到文革时的批林批孔运动,让我们看到一个与儒学告别的年代在神州大地翻转,也就是说,中国从追求现代性转变到追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然而当文革在1976年落幕后,中国似乎有返朴归真的迹象。继后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空前的热烈与热闹,并托起一个不遑多让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大中华世界”。这之中又让我们看到儒学的复兴与振兴。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对儒学的反思和回到追求现代性(热爱祖国为荣,危害祖国为耻;服务人民为荣,背离人民为耻;崇尚科学为荣,愚昧无知为耻;辛勤劳动为荣,好逸恶劳为耻;团结互助为荣,损人利己为耻;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遵纪守法为荣,违法乱纪为耻;艰苦奋斗为荣,骄奢淫逸为耻)。
所谓的“八荣八耻”是从儒家思想的“四维八德”演化而来。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构成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这反映出中国越向文明发展,越不能把老祖宗的信条丢掉,而且必须要把它们找回来,以便和现代的思维相组合。这是胡锦涛的荣辱观的良苦用心。
我今天提出了古今相结合与重新发掘古代汉学的美与实用价值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中认识自己和世界,找回已经失落的人文价值。因此容纳和正面看待古代汉学的研究是必要的。
事实证明,两天的研讨会绝无冷场,参与者也很少“掉队”,他们大多数是“从一而终”的坚持到“闭幕”后又参观了韩院华人文化馆。
虽然本届仍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汉学的文章,但学者们都用生动的语言来阐释而不致让人郁闷;尤其令我感到惊喜的是由“老学者”带动“新学者”或年青的学者碰在一起,他们也真的擦出火花。与会者都在依依不舍中告别会场,并且一致赞赏本届的汉学大会开得好和十分成功,我也感同身受。如果可以形容的话,那就是韩院从本届开始改变了汉学的印象,不再是钻牛角尖的学问,而是有其现实性或实用的一面。这也无形中给汉学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与本土华人社会的研究相结合,正如新加坡国大中文系教授黄贤强所建议的)。我相信,下一届的汉学研讨会将会更加精彩。
(本文部分内容系作者以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身份于1027日在第九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之推展礼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2年11月1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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