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卸任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临别秋波的演说中（11月8日）向出席十八大的代表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将会对党造成伤害，甚至是亡党亡国。
他语重心长地说：“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紧接着在11月15日的记者会上，刚接任中共总书记兼军委会主席的习近平也这样说：“党面临严峻挑战，包括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要下大气力解决，而且要“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虽然贪污和滥权事件经常发生在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和角落，中国也没有例外。但自从中共（1921年）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后，它就似乎被认为是站在反贪第一阵线的政党，也就不允许贪腐存在于中共的内部。
例如中共于1932年于江西的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这个政权就严惩贪腐案件，其中包括叶坪村主席谢步升被枪毙及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而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其他贪污案件，如工程处处长左祥云只贪污246元即被判死刑，可见中共对贪污是绝不姑息，也绝不手软的。
后来中共辗转在延安（1935年）生存和发展起来，直到1949年夺取了中国的执政权。讵料在1951年时，发生共和国第一宗贪腐案。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被揭发“盗窃机场建筑公款及挪用救灾粮等，多达171万元”。
此案上报毛泽东主席后，交由公审判以死刑，以儆效尤。自此之后，新中国的贪污案已告收敛。换句话说，刘张案给予中共党人极大的震撼而不得不安分守己。
不过，当“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及邓小平再度复出后（1978年），改革开放也就成为中国的新方向。第一宗爆发的贪案就是在1981年敲起警钟。
事缘广东省丰县委书记王仲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被查出私吞物资，受贿索赂总金额达6.9万元（人民币）。通过汕头市人民广场的审判大会，依法处决死刑。
虽然在此期间邓小平告诫干部不要腐化，可惜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许多人受不住物资的诱惑而堕落，他们更藉着官方机关得以从商的方便，大敛不义之财。
为制止犯罪成风，在1989年时，中国政府给予犯罪份子78天宽限期自首，原因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11年间，腐败案件已到了严重地步。
由于心理战术奏效，在10月31日宽限期过后，共有5万2千800人自动投案，最多者来自湖南、广东次之，上海第三。这揭开了贪污已成为一种罪恶的文化，而不投案的又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人们只能这样说，社会越开放，经济越发达，罪案也跟着增加起来。
比如1998年爆开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案件如同平地一声雷，让人瞠目结舌。原来“镇压六四运动有功”的人竟是大贪官，他被判了16年徒刑。两年后获得保外就医，目前已是自由人。
随后的大案陆续让人心惊胆战的，计有胡长清（江西副省长）、成克杰（人大副委员会长）在2000年被处死刑；还有赖昌星的远华案在加拿大斗了整10年，最后是赖被押回中国受审而被判终生监禁，其中涉案的人有者已处死刑，有者在过着监狱生涯。
至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判刑18年（2008年）也标志着反贪进入高层的权力核心地带。
而行将开审的薄熙来案件又是另一宗让人触目惊心的大案。
缩小来看，单单广东省两年来的贪官竟超过一万人，涉金高达11亿元。由此可见，贪污已是共和国第一杀手，若不认真来一个向贪污宣战的大行动，是不足以让黑手却步的，而共和国的未来也将蒙上阴影。这就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大挑战。
刊登于2012年11月19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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