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政治自308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2008年又是一个分水岭，这不禁让人想起1969年的政治分水岭.我们姑且以这两个分水岭来演绎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不难从中了解原来政治的变化是深深地影响每一个国民的生活。
首先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也不知道为什么1969年的大选结果竟是联盟遭遇严重的打击，除开吉兰丹仍归回教党执政外，槟州也变了天，改由新崛起的民政党组织新政府。至于吡叻和雪兰莪则呈现不稳定状况。联盟只在吡叻州赢得19个州议席（总数是40席）；而在雪州，联盟也只赢得14席（总数是28席），一时之间难组成州政府。虽然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兴致勃勃拉拢反对党组联合州政府，但在未能取得共识下未有成效。
这就是说，4个州政权出现变化或可能出现变化，虽然国会议席中联盟已拥有66席（总数104席）得以继续执政，但情况还是不明朗的。
正在此关键的时刻，也就是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的第三天，突爆发了史称“513”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半军事管制下，国家推出了“新经济政策”以改变种族间的贫富距离。这个政策在后来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和结构也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整个国家的政局也有了下列的改变：
① 东姑大权旁落，敦拉萨在1970年就任为第二任首相；
② 吡叻和雪州的政权仍由联盟组成；
③ 最激烈批评东姑的马哈迪在“513”后不久被开除党籍，但在1971年又被敦拉萨迎回巫统。
正由于“513”事件一直存在人们的脑海中，也产生一种阴影在国民之中左右晃动。
久而久之，因为“513”的负面影响，造成许多国民产生两种心态，一种是孕育自负的心理，在有意无意中强调种族的优越型，更有人因特殊名词的惯用“土著”和“非土著”而自我膨胀起来；另一种是“以和为贵”的心态，不惹事也不反击，对种族主义者避而远之，逐渐地养成息事宁人的人生哲学，以致每当提起“513”事件时，上了年纪的人都会以此悲剧为戒。
因此在1969年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取向都是按照联盟或贴切地说是巫统的意愿来决定的。比如敦拉萨提倡的联合政府在砂拉越、吉兰丹、槟城及吡叻与反对党合作，也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
国阵的成立意味着大多数的反对党被收编，国家又回到从前的政治结构，只是换了名称（从联盟到国阵）而已。
虽然跨入千禧年后马来西亚的政治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在2008年时，又是另类的震撼，任谁都没有想到比1969年的结果更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两者之间的比较如下：
（一）1969年，槟州改朝换代，民政党上台执政。
2008年，槟州又改朝换代，民联上台执政。
（二）1969年，吡叻和雪州议席胶着，到后来才告安定。但人民进步党已被引进国阵，而民政在雪州的议员也因与联盟有了合作，改而支持联盟主政。
2008年，吡叻和雪州相继落入民联手中。一年之后，国阵才又夺回吡州政权。
（三）1969年仍由吉兰丹主政，但在后来回教党内讧，也就被开除出国阵（1977年）。
2008年回教党除了保住吉兰丹外，也拿下吉打州。
在中央方面，国阵虽失去2/3多数席（国阵140席对民联82），但保住国家政权。
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是：即使有五州“山河变色”，中央政府越发不好做，但马来西亚的人民都坦然地接受，各政党也认命，根本没有所谓种族或帮派之不满而挑起事端，这反映了马来西亚的人民经过44年的考验后，已完全的走出“513”阴影，甚至有许多新生代不知“513”为何物。
与1969年相同的是首相易人，前有东姑下台换敦拉萨上台；后有阿都拉退出纳吉接棒。巧合的是，上位者竟是一对父子，可见政治的演变，有许多事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
在纳吉领导下，转入2013年国阵已转守为攻，用新的战略和新的手段大搞群众运动，这与过去的走向是大不相同的。
比如说，任谁都没有想到国阵竟能出绝招请来了“江南大叔”表演他的成名舞曲，再加亚洲天后西拉的助阵，几乎把一个政治大集会变成充满娱乐的“嘉年华会”，又有午餐全面招待。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也意味着政治已走向国际化和娱乐化，也吸引群众趋之若鹜。
显然国阵这次的8万人造势（有说6万，也有说10万）的盛况空前，不管它用什么策略，它已经在舆论上先声夺人，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不重视形象包装。
这种造势也让人想起行动党在5年前在同样的地点演出一场也有6万人之谱的大集会。
如今国阵通过“江南大叔”的莅临，不论实质功效如何，至少它也展示对人气的重视，这正是每个政党都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在308之后的政治特色是政府（不论是中央政府或州政府）都学会派援助金派现金和承诺提供廉价屋给广大人民，完全表现出与民同在的精神。
如果说“513”后是敦拉萨在舞台中央表演，那么308后则是其儿子纳吉粉墨登场表演。他能否“化腐朽为神奇”，他能否扭转乾坤，也就留待大选来解开这个谜了。
刊登于2013年2月18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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