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关系的发展用一日千里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才只是短短的39年，两国关系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政敌变成朋友再晋身成为盟友乃至今日的合作伙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进程。
这并非夸大其词，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取40年前的马中关系是停滞乃存有敌意的，所有这一切起因于英国遗留下来的政治包袱。当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时，因为继承英国殖民地的外交政策，它是不屑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这其实是很吊诡的，当年英国一方面显示其“绅士”风度，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示友好；但在另一方面则通过殖民地政府对中国及华人采取打击和压制政策，就是对新中国和马新华人十分敌视，甚至在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将马新陷入紧急状态，大举对付左翼工团和监禁、驱逐左翼份子回中国，指责他们受到中共的影响。如此的两面政策暴露了英国的虚伪嘴脸而使马新人民深受其害。这种仇共、反共和打共的政策也在马来亚独立后被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奉行。因此他的100%亲西方政策是拒绝与中国发生任何的关系，纵然他明知马来西亚的华人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碍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只好“望洋兴叹”。除了极少人得以赴华探亲和治病外，并不鼓励商人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更断绝马来西亚华青赴中国留学的途径。马中关系因为政治立场的“南辕北辙”，产生了对抗。例如当东姑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就成为左翼政团攻击的焦点，也成为共产国家抨击的课题，包括中国在内。
即使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后，它仍无法取得中国的谅解。更在1966年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时，深切地影响了马新的左翼阵线放弃议会斗争的道路，转向街头斗争。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社阵在1968年宣布杯葛大选及议员辞职以抗议领袖被捕的决策意味着左翼不再热衷议会选举，才有了1969年大选时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最明显的是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取得了亮眼的政绩；而东姑的保守政策遭遇严重的打击。
最致命的是，大选后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民主被中止下，东姑也大权旁落，让位于其副手敦拉萨（1970年）。
敦拉萨采取了“釜底抽薪”的两个战略，其一是彻底改变东姑的右翼政策，转而向共产国家打交道，进而在1974年亲自访问北京与毛泽东“一笑泯恩仇”，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虽然已有美国总统尼克逊先行访华（1972年），但亚洲国家仍对中国保持观望态度。敦拉萨在尚未与马共和解下，毅然向毛泽东伸出橄榄枝是一场政治赌注和冒险，结果他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
其二是针对国内的左翼势力造成的长期威胁给予化解，最大的政绩是在1970年促成左翼的人联党（砂拉越）与联盟（国阵）合作，组成砂州联合政府。
这两个战略为马来西亚赢得国际的喝彩而得以在东西方斗争中保持独立的空间，也成功地将国内反对党结成一道，减少政治对抗。终于使到马来西亚在“513”后得以脱胎换骨，崛起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佼佼者。
无可否认的，如果没有敦拉萨果敢地走出第一步，马中的关系不会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从建交前的两国贸易额未达2亿美元到今天的高达1000亿美元，在在说明了马中贸易的发展是石破天惊的，如今它已是继日本和韩国之后成为中国在亚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来到纳吉的年代，马中关系又跨前一步。例如关丹和钦州互设工业园展现了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往来和个别投资，而是走向有规划的集体发展，预料在可预见的将来，马中的经贸合作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单就纳吉与贾庆林（中国政府主席）于二月六日共同为关丹产业园主持开园仪式上就吸资105亿令吉看来，马中前景是无可限量的。
纳吉显然正努力突破其先父的政绩，因而在教育领域更是绝无仅有的相互承认大学的学位；更难能可贵的是，著名的厦门大学又将来到马来西亚开设分校。在马中关系史上，他是否给马中关系带来第二春？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3年2月12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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