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独立前后，就有不少政党像走马灯似地轮转；有的依然生存到今天且权力在握，例如巫统即是一个老牌政党（1946年）。与巫统结合成“联盟”（1954年）的尚有马华公会（1949年）及印度国大党（1946年）。但在马华公会尚未立定脚跟之际，它却在1959年遭遇权威与自主权的屈辱，堂堂一个政党的总会长林苍祐竟可以不被巫统兼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放在眼里，不但没被邀请提呈候选人的名单，而且连他本身也不是候选人。这等滑天下大稽的笑话正是活生生地发生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从此它创下一个恶例，让马华矮了一截。即使60年代陈修信（1959-1974年）得意于一时，但他仍无法让马华在成员党内挺直腰板，直到李三春（1974-1983年）时代，他才让人看到马华老大有足够的勇气豁了出去，敢敢在1982年的大选破天荒地移师芙蓉挑战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他不但以845张多数票险胜，而且也向巫统争取马华在槟州的议席与民政党平分秋色。单就这一举动，李三春确实为马华取回了尊严与自信。
可惜的是，1983年李三春“离党出走”后，马华又再陷入浩劫元气大伤，不但未能保住李三春重建起来的尊严，而且在诸多课题上忍让多过坚持以致马华授人以柄。或可告慰的是不论是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掌权的时代，都没有在候选人方面丧失自主权。基本上他们提出的人选都被国阵主席所接纳，只有极少数的选区和人选有所变动。
当然马华做梦也没有想到，在2008年大选时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海啸冲得只剩半壁江山。自此之后，马华不是忙于收拾残局重新整合，而是又跌入内讧。如今又因候选人的问题再起争执，这原本也是习以为常的课题，可是这一回候选人的圈定坊间消息告知不是以马华当权派说了就算，而是交由国阵主席定夺。若此说属实，那马华将再一次把党的尊严降格？
事实上，马华所应坚持的是党的权威和自主地位。如果说所谓308政治海啸的发生或可归咎于“一党独大”及“霸权政治”造成国阵成员党处于挨打的地位，那么在纳吉时代，他已经尽量向国人消除这个“概念和观念”，理应可以使成员党重新振作起来，就不知为什么所有的党政大小事务都需要首相纳吉“亲力亲为”，而友党却不能扮演吃重的角色？如果连候选人也做不了主的话，那政党的权威将大打折扣。
在这个课题上，就我们看来，除了少数有争议性的选区和候选人可以由国阵主席拍板外，绝大多数的选区和人选还得以友党的名单为准。林苍祐蒙受屈辱的事件固然绝对不能重演，但马华老大更要审时度势，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以扬党威。若未能一洗颓势，马华恐怕会如蔡细历所说的“去荷兰”。顺带一提的是，翁诗杰的问题虽然只是其中一个，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同样的，在反对党方面也是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它的优点在于各成员党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不但彼此之间对选区的分配有得争，而且也尊重各党派出的候选人。但其缺点就是彼此间在各不退让下便会爆出谈判破裂的“家丑外扬”，让人感到纳闷。
近日在柔佛州发生的行动党与公正党所谓“谈判破裂公布因由”的大新闻，就反映出人性的好勇斗狠，不计后果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病态。这种未战先乱的例子在其它州也许并不严重，因为议席之分可依上届的配额，但柔佛州的争议则是比较棘手，因为这是第一次让反对党找到突破的信心。如今这么一闹，就看两党高层如何“化干戈为玉帛”了？
至于伊斯兰党的问题对席位之争并不明显，倒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各有不同的表述，这就需要彼此的谅解与容忍。毕竟一个和谐的社会得来不易，大家都要珍惜眼前的好景。
在这方面，吉打州的党争已浮上台面。有人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党的考验，但综观过去执政的政策和表现来看，是人为的失误多过政策的偏激。因此伊斯兰党无妨听取友党的意见，减少内斗，调整人选以迎接大选，更要重视吉打州华人与印度人所占的比数将能够在混合选区发生效用。因此，伊斯兰党所要做和应该做的是认真对待华印人的诉求，一切实事求是，而不是刚愎自用。
说开了如果伊斯兰党要在城市扮演重大的角色，它应该在吉打州立下一个典范，否则不易突围。
虽然我们也从中看到民联中各党的尊严与权威，但若是太过突显自主性时，就容易出乱子，还得谨慎言行为上。
刊登于2013年2月25日《南洋商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