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伊斯兰党脱胎于巫统，它是在1951年成立的。但直到1959年的大选它才确定立足于马来亚政坛。那一年，它一鸣惊人地夺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执政权（但不久之后，登州因内讧而导致州政权转入巫统手里），也拥有13个国会议席，跃居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它之所以政绩彪炳是因为它与左翼的社阵取得了默契和合作，也就顺利在东海岸建立起势力范围。原来当时回教党的党魁布哈鲁丁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与左翼政党关系良好（他原是战后成立的左翼马来国民党的主席，也在国民党于1950年被查封后，又于1955年与左翼干将布斯达曼联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但在1956年离开，加入回教党被选为党主席），也就能促成反对党的合作。
其实这个政党最初称为泛马回教党（Persatuan
Islam Sa-Malayu）；在1971年时易名为回教党（Parti
Islam Se-Malaysia，简称PAS）。这意味着回教党是与时俱进的，当左翼的政党尚未能接纳“马来西亚联邦”时，回教党已将党名冠上马来西亚（Malaysia）。直到201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在回教党大会上通过将中文名字正名为“伊斯兰党”。
不论是伊斯兰党或回教党，它是一脉相承地持续在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进行政治斗争。而它的第一次突破是1959年的大选，但在1964年因被指介入反马来西亚活动而只剩下9个国席（所幸保住丹州政权），更在翌年（1965年）其党魁布哈鲁丁被捕而严重地打击了回教党的士气。政府指控布哈鲁丁与左翼的马来政治领袖在印尼苏卡诺总统的支持下，企图在巴基斯坦建立流亡政府。
自此之后，回教党虽然仍保留布哈鲁丁为主席（他在1966年获释，重新担任党主席），但精力大不如前，且在1969年逝世。
这就是说，即使1969年的大选，形势对反对党有利，回教党还是在原地踏步，没有第二次的突破，只拥有12个国席和丹州政权。不过当1972年回教党被巫统主席敦拉萨首相召唤后，它就脱胎换骨成为执政党一员，且在1974年加入了国阵。此时的回教党的主席阿斯里并没有布哈鲁丁的高瞻远瞩，而是采取急功近利的策略与巫统合作分享政权。
但这一分享政权并没有给回教党带来好运，反而是党内分裂。来自吉兰丹的党员一直促请阿斯里退出联合政府，也导致中央政府对回教党统治下的吉兰丹州政府感到失望。在失控下，中央接管州政权，回教党也被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开除出国阵（1977年），阿斯里也失掉了党员对他的信任。在此大好时机下，胡先翁在1978年3月来一个闪电大选（只在吉兰丹举行州选），结果国阵（巫统）把回教党打到七零八落，只剩下2名州议员，第一次州政权落入国阵手里。在同年7月的全国大选，回教党只剩下6个国席，阿斯里的领导被质疑。转入80年代，他失去了党魁的职务。回教党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冬眠状态，党主席改由尤索拉哇担任（1982-1989年），直到1990年后，回教党才又有第二个突破。
事缘1989年回教党由法兹诺出任主席后，他就在领导层的同意下，将回教党转向重视宗教，不再如同过去与巫统争夺马来民族主义的领导权。换句话说，法兹诺找到一个新导向，企图让回教党通过宗教重振雄风。
此时（1989年）适逢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找来了回教党的合作，又在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这样的三角关系终于让回教党再探出头来。
1990年的大选，回教党成为大赢家，它重夺丹州执政权（阔别了12年），而46精神党政绩乏善可陈，行动党则有收获， 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槟州。
回教党第三个突破则在9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这一年也是因为与安华的公正党及行动党合作，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一举拿下丹州和登嘉楼的州政权；更是史无前例的夺得27个国会议席，真正地跃居成为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和最大的反对党。反观行动党遭重挫（卡巴星及林吉祥在国选中跌马），而公正党表现也是差强人意，只得5个国席。
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正党与行动党同意与回教党合作，后者才有如此辉煌战绩，可惜回教党不这么想，它以为是其宗教政治的路线走对了，才克制了巫统，而壮大了回教党。这一种思维的执著和坚持宗教政治的正确，也终于引爆了回教党与巫统争相阐释其回教国的定位。
接着回教党先后在丹州和登州提出了回教刑法，也就加速了它与行动党的分裂。因此在2001年行动党切割其与回教党的关系后，整个反对党阵营已是陷入分裂状态，甚至各行其是。在各自为政下的反对党，于2004年的大选遭遇严重的挫折，回教党不但失掉登嘉楼政权，而且国会议席跌剩7席，失去了昔日的锋芒。同样的公正党更是只剩一名国会议员；行动党充其量也只有12席（最大的收获是卡巴星与林吉祥重返国会）。
这一惨重的教训，也让回教党看到不是它的宗教路线获得全民共鸣，而是反对党的四分五裂的结果是自取其辱。
虽然跌得很重，回教党的第四个突破则发生在2008年的大选。这一年又是三党联手抗国阵，在松弛的合作下，因为反风炽热，一场政治海啸又把回教党推向高峰。这一个高峰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回教党不但保住丹州政权，而且拿下了吉打州政权；更由其议员尼查一度出任吡州大臣。此时安华抓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组成三党的“人民联盟”（简称民联）。这一回不仅回教党吐气扬眉，而且公正党及行动党也抬头了，分别主导了雪州及槟州执政权。
这再一次说明了回教党的胜利是靠反对党的团结与合作，不是宗教政治的发酵，也不是以回教国作为政治导向。但很显然的，回教党第一次感受到它已经走出乡村，也走出马来人的社区，得以在城市立足。在吡州与雪州联合执政即为现实的两例。
尽管回教党在2009年失掉吡州的州务大臣职，但已不能阻止回教党进军城市，并准备在东马建立根据地。
在这方面，回教党瞄准柔佛州显然是准备在开辟新的“政治处女地”，来一个第五大突破，虽然在过去不是回教党没有插足其中，而是怎样也插不进。直到2008年后，才有两名柔州议员。如今已正名为伊斯兰党的回教党，似乎不遑多让行动党，回教党者次将在柔佛角逐8个国席和30个州议席。这一策略又展示了伊斯兰党将会成为南马的新势力（柔佛有26个国席和56个州席）。这就是说，伊斯兰党的对手是巫统，而它正准备在巫统的堡垒区大举进军，也就构成了今日伊斯兰党的新动向。虽然它不会放弃在东马东渡，但它把主力放在柔佛显示了它的势力范围在西马；尤其突破性的是它宣布派一华裔候选人与国阵马华的候选人较量。这一投石问路，反映出伊斯兰党的蜕变，只要它接受非马来人成为候选人，则它所坚持的回教国及回教刑法就不能突显放在第一位，而是要以整个国家及种族和谐为重，共创一个平等与公正的国家。
刊登于2013年4月18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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