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大阵营形成对峙而朝向两线制发展的当儿，有人提出了第三路线的探讨，所持的理由是：让那些不爱A也不爱B的人把票投给C的人吧！意思是说，在政治斗争的道路上，两大阵营外的其他政党应有生存的空间，但放眼现今的社会，很抱歉地说，新出现的政党或不归属民联的政党，它们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例如目前在准备出征的爱国党（或称人民爱国党）及惠民党都是少人提及的政党。除了它们的领导人不具知名度外，也在组织上不成气候，以致不被看好可以“小刀锯大树”。
其实，我们不是小觑308后成立的政党，而是认为它们在此时出现是“撞错了日期”，因为好不容易才在2008年盼到了两线制的出现，在其根基尚未稳固时，又倡议第三党作为两大阵营的“调和品”是不现实，在此阶段也对民主政治的推进没有太大帮助。
理由很简单，在过去马来西亚的政治演进史一直无法建构两线制，不是执政的“联盟”太强，就是反对党之间无法衷心合作形成统一阵线震撼执政党，直到308后才初见雏型。例如在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中的左翼阵线（社阵）整合而成一个组织时，又面对第三势力插足其中。一个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挟其在新加坡执政党的优势在马来西亚卷起政治浪花；另一个是别有来头的林苍祐组成“民主联合党”（简称民联，但不是今日的“民联”（人民联盟）。他原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因受排斥愤而离开马华另起炉灶。当年被许多华人视为华社的“民族英雄”，扶起了民主联合党。
由于反对党无法合作，加上马印（尼）对抗的影响，联盟终于取得大捷，反对党黯然失色。后来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社阵本身的分裂和领袖干部多人被捕，且转向街头斗争，左翼统战（社阵）终于宣布退出1969年的选举。在此之后，社阵也就被指说“完成历史任务”退出政治舞台。
但在另一方面，拥有实力的人民行动党及民主联合党先后蜕变成“民主行动党”（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在1966年获准注册）及“民政党”（1968年）。这两个第三势力的政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直到今天仍活跃于政坛。
不过除了这两个第三势力的政党，在后来变成两线制的成员外，其他反对党都得靠边站。
这包括在1971年出现的社会正义党（社正党）及1978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社民党）。最主要的原因是发起人及创党人的名气不足，也不是一方的“民族英雄”，也就无从施展抱负。前者是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势力，由陈志勤领导。即使陈志勤在60年代以劳工党议员身份成为国会风头最健的人物，而被尊称为“反对党先生”，但他的名气和影响力始终无法超越林苍祐，更无法与李光耀相提并论。后一个则是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新政党，由槟州主席叶锦源领导，但他的知名度又远不如林吉祥，即使在后来得到行动党第二号人物范俊登的加盟而提升了其知名度，他还是无法享有林苍祐的政治地位和声望。
就是因为先天不足，社正党及社民党先后在80年代消失于政坛。自此之后，马来西亚的小党要从中探出头来是十分艰苦的斗争；也就少有人借势应地而起。
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马来社会比较兴盛组织政党，华人则保持观望的态度，比如1989年在巫统分裂下，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及1999年因安华跌马而由他一手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印证了马来社会开始迈入政党分裂的年代。由于时代与环境的不同，前者在1996年后自动消失，而后者在多元种族结构下，如今已形成三党联盟的“民联”并形成两线制与国阵全面抗衡。
当全民把重心放在两线制斗争时，自然不会注意和重视其他小党的作用。因此爱国党及惠民党未能在当今的热潮政治中掀起波浪乃预料中事。追根究底，这两个政党的创党人的名气与权威远远比不上林苍祐；更无法与李光耀相提并论，也就无法自我标榜是民意中的第三势力。这就是为什么小党在今时今日生存备受挑战的症结所在。
刊登于2013年4月22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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