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许子根正式于5月16日卸职后，民政的代主席郑可扬提出重新检讨民政不入阁的决定，这是值得玩味的变化。
民政党是在1968年正式成立的，翌年参加1969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政绩，它不但夺得了8个国会议席，而且也执政了槟州。这一重大的改变，不但改变了民政党的命运，也改变了槟城人的命运。
因为民政是风光的上台，在24个州议席中夺得16席，刚好超过2/3席，所以即使在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中止国会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影响民政党在槟州的执政地位，直到1971年因发生党争和内讧后，民政才告元气大伤。当时以林苍祐为首的当权派，在四名议员背叛下，只剩下12席，刚好一半之数，随时可能倒台；尤其是在此时王裕好有偏向陈志勤的迹象，也就促使林苍祐加速与巫统商议以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之事。
巧合的是，已上任首相的敦拉萨（1970年）原本与林苍祐是同一阵线的人物（联盟），更曾在一起共事（林苍祐是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也就有共同的语言一拍即合。
1972年的元旦日，敦拉萨到来主持光大摩天楼动土仪式（林苍祐因此在后来将这座65层的摩天大楼命名为Kompleks Tun Abdul Razak，简称KOMTAR）。就这样，这座摩天大楼正式定名为“光大”（KOMTAR），也成为民政与巫统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然已组成联合政府，但巫统在州议会内的4名州议员中没有一人出任州行政议员，这种“不入阁”的决定也等于间接帮了林苍祐一把，让他沿用民政党人担任州行政议员。
来到1974年的时候，民政已摇身一变成为国阵的一员（因敦拉萨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也就用国阵的旗帜参加大选。
在那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当选国会议员，他们是梁棋祥（太平）及吴清德（高渊）。这一年民政代表国阵分得8个国席，但有5人当选，另3人失败（当选者还包括林苍祐、拉惹辛甘及欧效翔）。
1976年，民政守得云开见明月，梁棋祥及吴清德一起被委为副部长，虽然只得5个国席，倒也显现了国阵重视民政的代表性。不过，有需要指正的是，副部长不是内阁成员，只能聆取正部长在参加内阁会后摘要点让副部长知道。许多人误会副部长也是内阁成员，其实是不对的。
1978年，第二任首相胡先翁在大选取得胜利后（击败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也在林苍祐的推荐下，同意民政党的梁棋祥扶正成为部长。这意味着，民政党首次进入了内阁，它与砂州的人联党皆有荣幸代表华人成为内阁成员。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1978年）林苍祐推荐梁棋祥当部长而让吴清德原地踏步，原来是有议程的。其一是刻意提拔梁棋祥，以便他能成为接班人出任民政党主席。其二是对吴清德的立场不放心，不认为他应成民政的领导人。
果然在1980年当林苍祐退出党选时，他是极力要梁棋祥上位的，无奈林敬益势力较大，也就拦住梁棋祥的上位，后者也竞选失败了，只当署理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吴清德本来与林敬益说好提名他出任党总秘书，讵料林敬益在与林苍祐妥协下，飞掉吴清德，起用郑耀林（槟州行政议员）出任党总秘书。
到了1986年大选后，梁棋祥让位于林敬益，后者也就名正言顺地代表民政在内阁中的配额。
民政最旺的时刻是在1999年大选后，虽然只林敬益代表民政入阁，但也增加了副部长，先后包括了郭洙镇、吴清德、李裕隆，而谢宽泰、吴立洋、马袖强及李家全也出任政务次长等。主要是因为这一年是民政的丰收年，谢及李分别击败行动党强人而得到“犒赏”。
但不论民政如何改变，它在内阁中的席位是没有改变的，即使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许子根不幸落选，也还是在较后被纳吉首相提拔成为首相署部长，可见巫统也不想亏待民政党，而是希望能稳住华人的心。讵料事与愿违，民政又再摔了一跤，国席只剩一个（梁德明），州议会也只有4州，包括两席在沙巴。
由于选举结果太坏，民政中委在大选后有通过“不入阁”的决定，但不阻止其议员担任州之官职。比如沙巴州议员陈树杰就是借国阵（民政）过桥，大方地担任沙巴副首席部长，但沙巴离西马太远，就算民政有东马副首长之职位，对槟城而言是没有实质的政治意义。我们只能说，有人借民政的招牌“上市”，在成功后，各安其位。不过我们可较为乐观地推测，民政会改变“不入阁”的决定，下来纳吉首相该如何委和怎样委就要看大气候了。
也许正如许子根所形容的，民政只一名国会议员，如何“入阁”？这就考验代主席郑可扬如何据理力争，否则民政在国阵的地位将会进一步下沉。
刊登于2013年5月27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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