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传媒的摇篮

在70年代，我们很偶然地发现到在西马的华文报有4名总编辑是来自韩江中学的。这给予我们很大的震撼，也感到好奇，因为韩江中学并没有设立新闻班或传媒班，何来培养新闻人才？

但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们依序如下：（一）第一届（1957年）毕业生钱洪光（钱博），他后来负笈台湾的大学，毕业后进入华报服务，而后升任《新明日报》总编辑。（二）第四届（1960年）毕业生黄宗理。他在南洋大学毕业后加入《星洲日报》服务，后来升任总编辑。（三）第五届毕业生叶观仕（陌上桑），在台湾考取文学士后加入报界工作，及后升任《建国日报》总编辑。（四）第七届（1963年）毕业生谢诗坚，负笈南洋大学，先加入《星洲日报》服务，后出任《星槟日报》总编辑。

在那个年代，西马共有8家华文报，但韩中生有4人担任编辑部第一把手，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另外4家华文日报是：《南洋商报》、《马来亚通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

由于韩中生有此意外的成就，在1978年时，韩中的校长宋世献在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下，起用从台政大毕业回来的林景汉（他也是韩中第七届毕业生）担任新闻班主任（林景汉当时也兼任《星槟日报》编辑）。

那个时候，马新的大学并没有开设传媒系或新闻系，因此由韩中来担当这个角色正合其时。由于是采用华文教学，其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制，也曾有过把“学制”改成3年的争议），几乎是进入华文报界服务的。

虽然不是大学或大专院校开办的新闻系，韩中的新闻班也因毕业校友有良好的表现而“闻名遐迩”；同时也因为市场有所需求，新闻班一直开办到1988年因故停办（主要是董教关系陷入纷争而闹上法庭，严重影响正常教学，连带学生也相应减少了）。

我曾经做了一个非正式统计（或有遗漏），韩中新闻班开办的10年中（1978-1988），总共培养了287名学生，其中145名（占总数的51%）进入媒体工作，非媒体工作的49人（占17%）及不详者93人（占32%）。这批新闻人才在特定的阶段有23人在《星洲日报》，18人在《南洋商报》，10人在《马来亚通报》，14人在《中国报》，9人在《光华日报》，7人在《光明日报》及9人在《新明日报》，亦有41人在杂志和期刊服务。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批特殊的校友在2011年成功地在韩江学院大团聚总共有百余人参与其盛。除了当天献金母校2万元之外，我们也发现到直到今天仍有多人在华文报界头角峥嵘，为韩江增光。他们是《南洋商报》执行总编辑陈汉光、《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郭清江、《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昌、《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子宗、《中国报》助理总编辑赖伟明、《号外周报》及《生活报》总编辑萧瑞云及《风采周刊》总编辑林慧霞。还有的校友仍在华文报担任主笔或总经理或行政高职，恕未能一一尽录。

回过头来，当我在1998年接任韩中董事会总务后，我们在韩中复办了新闻班，使用韩中后期中学的执照定名为“韩江新闻传播学院”。首年招生反应良好，共40人报读，为“韩江学院”的成立投石问路。

同一年，我们在理科大学10名博士团的协助下，完成申办科系的报告，而在7月向教育部正式申请成立“韩江学院”。

199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纳吉亲自批准申请书，并择日在7月13日由时任副教育部长冯镇安颁发准证予董事长陈国平。

公元2000年韩院依章开学，200名学生成为韩院的生力军。经过10年的奋斗，韩院终于又培育出更多的传媒人才，在不同领域的媒体绽放光彩。不仅在华文报中处处可见韩院毕业生，而且更有毕业生进入了马来报、英文报、马新社、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编剧和主播；亦有人走进电影界和电视界施展才华。

经过了13年的耕耘，除了其它科系正常与平均的发展外，韩江学院也已在传媒界建立了品牌而被誉为“传媒的摇篮”，韩江学院已是名副其实的“传媒的摇篮”。我们正期待韩院更上一层楼。感谢首相纳吉这一路来对韩院的支持与关照。

（本文部分内容是作者于7月15日以韩院名誉院长身份向离校50年的校友介绍韩院的成长）

刊登于201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

林连登与韩江学校 （现代春秋）

今年是韩江学校创办人林连登翁（1870-1963）逝世50周年，我们循例在7月15日的校庆日举行公祭仪式外，也特别通过韩江学院出版林连登逝世50周年特辑，以纪念和肯定他对教育的贡献。

这本只有20页的特辑记载了林连登的发迹史和他对韩江的伟大贡献。从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窥见林连登的领导作风和他的办学理念，而历史显示林连登的精神与韩江学校结合在一起。

我们是从2006年起每年举行公祭仪式的，今年已步入第8个年头，以后我们也将风雨不改地每年一次的悼念林连登翁。

本文的用意就是要突出林连登的精神已化成韩江人的精神，世世代代不断地传承下去。

首先我们要知道7月15日的由来，那是在63年前的这一天（1950年），林连登先生说：“建校培后进，文化起昌黎，举行奠基礼，树人万万年。” 这一年，林连登老先生已经80岁高龄，仍然精神奕奕领导韩江更上一层楼，并订下7月15日是韩中的校庆日。

在1951年时，新校舍前座落成。特别举行入学考试，第一年收生200名。从此连理园变成美丽的校园，弦歌不辍，林连登更在入学仪式上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日日进步，时时光明。”到了1953年，韩中的大礼堂大功告成，因此林连登选择在7月15日恭请当时的参政司宾汉主持新校舍开幕仪式。林连登在典礼上痛心有人兴风作浪，歪曲事实，中伤学校主持人（此乃指校长人事的变动）。所幸董事会以不变应万变，风波才告平息。韩中因而得以成为马来亚最新式的模范中学。

1954年，韩中开办高中班（1958年因学生人数剧增，开办下午班。 1963年，韩中学生攀新高，逾3600人）。

没错，在50年代，韩江中学是马来亚最突出的华文中学，不但被誉为最美丽的校园，而且在创校初期，林连登一口气请来了五位博士，让全马的华校瞠目结舌，因为从来没有一间中学在同一时间拥有这么多博士前来主校和教学的。

他们依序是：（一）庄泽宣博士（校长，联合国专家）、（二）黄尊生、（三）何永佶、（四）熊叔隆及（五）严元章。不久之后又加入黎东方博士，而在1958年则来了方学李博士。

可以这么说，从1951年到1958年的7年间，韩中先后来了7位博士，其中的熊叔隆及黄尊生也在庄泽宣之后先后接任校长。到了1958年的校长是方学李博士。方学李在1958年当几个月校长后，因与林连登意见相左而被解雇，双方于是打一场教育官司。在方学李走后，汪少伦粉墨登场了。

在方学李走之前，林连登铜像在1958年10月11日恭请我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铜像开幕，一时冠盖云集，贤群毕至，极一时之盛。

这一年林连登已是88岁高龄。他的铜像也因至溶化在韩江大草场了，潮籍先贤和乡贤乃至所有的韩江人都引以为荣。

1963年林连登翁以93岁高龄与世长辞，留下的韩江教育体系成为脍炙人口的“一个韩江，三校并立”的美丽神话，正应了林老先生“树人万万年”那句话。

在早一年的1962年，韩江小学也因教育法令所限，乔迁至连理园与韩江中学并排而立，彰显潮人办学的伟大情操。而千禧年后成立的韩江学院都是贯穿林连登的遗志，共把韩江教育发扬光大。毕竟教育是一个阶段衔接一个阶段，不可能被腰斩的，正如今日的中学生是从小学而上的，将来他们也要上大学，这是天经地义的过程，谁也不能阻止诸位响往大学。而我们今天在追求一间韩江大学学院美梦成真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和后来的人。

我们在座的所有韩江人一定不要忘记创校人林连登的丰功伟绩，他的心愿和遗志就是要我们所有的韩江人守卫着韩江三校，与日月争辉，与山河同在。

当我们回想起林连登翁创校的艰辛与历尽折难的日子，我们不会惊异后来的人为什么这么执着，不因董教的纠纷而退却，相反地，我们用林连登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1996年当丹斯里陈国平入主韩江董事会的时候，韩中几乎是“一清二白”的，帐上没有足够的收入发老师薪水，学生也只剩下300余名。在此危难的时刻，陈董事长登高一呼，提出“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的办学方针，结果通过校友的万人宴筹得300余万元。 这显示了韩友大团结下，可发挥巨大无比的力量。

当年董事会决定将一切纠纷已归司法处理，学校摆脱了政治斗争。经过16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见到一个欣欣向荣的韩江中学。我们也配合韩中的发展又创办了韩江学院。今天的含冤正大步向前迈进，以期提升成为大学学院。

这一切的成果已经开花结果，也是与前任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的付出分不开的，他体现了林连登的精神。而当下的董事长黄赐兴也希望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让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韩江的未来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只要我们大家抱着一颗火热的韩江人的赤子之心，我们不畏任何的阻力，我们相信正义是打不倒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恰恰我们董事仝人所坚持和所斗争的都是为了韩江更美好的正义事业。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不会寂寞的，因为所有的韩江人会与我们同在，而华社也会祝福我们得来不易的成果。

只要韩江人团结一致，我们肯定会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继续发扬林连登精神。

愿遗爱人间的林老先生佑我韩江三校再创辉煌。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7月15日在韩中63周年校庆盛典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3年7月22日《光华日报》

廖中莱能挽狂澜于既倒吗？（直挂云帆）

身为马华老二的廖中莱，在7月20日宣布将在年杪的马华改选大会上攻打总会长职是意料中事，因为放眼当今马华仅存7名国会议员（参选39席）中，只有廖中莱的“辈份最高”，而且也具备了条件成为马华老大。因此由他带头来领导马华，相信在党内面对的阻力不会太大。

但问题的关键不是马华换领导人的事宜，而且马华要由谁带领走出失败的悲情与阴影？而这位“真命天子”确实是任重道远，不能再像过去般的萧规曹随，只按过去的模式走，不必有什么大创意；相反地，他必须以新思维和新作风和无畏的勇气来面对华社和国家。

在这方面，廖中莱所发表的“出师表”还是不够明朗，甚至是未正面回应某些重大课题，例如他提出许多州属要求重新登记党员籍，并且支持总会长直选和改变目前的由党中央代表决定马华命运的机制时，尚未有详细的改革方案。

无可否认，这都是好建议，但问题是马华要怎样改和怎样告别昔日的历史？单就党员籍来说也不知讲了多久，一直都没有改也没认真执行，总是听到说马华有百万党员，并且以此作为一种荣誉当成马华的标志。更甚者，马华也一向自诩为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第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据知目前有党员8千余万名，占中国人口的6%有余。第二大是台湾国民党，号称党员超过一百万，占台湾人口不到5%，但据网络讯息公布实有34万名党员。

至于身为第三大华人政党的马华也从来没有改变它有百万名党员的自豪，如果此说有根据，则马华党员占马来西亚6百余万名华人的15%强。以人口数目比较，这是最高比例的华人政党。

也有马华领袖曾这样说，如果马华的百万党员能至少每人影响三至四人投票支持马华，马华候选人何愁不当选？但经过多次的教训后，马华也有过至少3次的失算，第一次是1969年的大选，马华参选33国席，只胜13席；第二次是2008年大选，马华参选40国席，只保住15席，似乎回到“513”前的败局；第三次则是2013年，马华参选39国席，结果只胜可怜的7席。这些个失误不是华社失算而是马华自个儿的一厢情愿所造成，总以为马华党员一定会不负众望，可以保住马华的席位，到头来则是输得连自己也不明不白。

这样的结局很明白地告诉马华党员册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正面清理面对现实，马华会连党是怎样失败的也搞不清楚。摆在马华面前的已不容许马华再陶醉其中，如果它不想再有第四次政治海啸的话，首先得由马华本身做起，那就是要改动整个机制。第一步就是通过重新登记党员，即使党员清理后大大减少，那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信问问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多少党员？或者也可以查问一下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有多少党员？就可一目了然一个政党的成败和存亡不在于其党员数目而在于党的方针和路线及取信于民的程度。

这就是说，不论谁人领导马华，他已不能回避清理门户的大事，不能继续其鸵鸟政策，惟有大刀阔斧树立新风才能自救。这个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留给廖中莱去规划一个改革的方案，而在未来的代表大会中得以落实。

除此之外，廖中莱也要注意到马华中央代表产生的方法和规则。在过去很长时间，一些地方的中央代表都有一定的连带关系，而且也连任多年，在人事不改变下，马华能出现新人新事，那就是新鲜事了？

由此可见，表面上看马华有很多的党员，实则党的命运掌握在2千余名代表的手里，他们才是党的核心人物。这样沉积多年的传统是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60年不变”。

当然，我们在还不能奢望马华总会长是直选的当儿，我们相信华社要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马华，就如在80年代，马哈迪“抛弃”旧巫统而拥抱“新巫统”，结果成功地用新巫统取代乃至包容旧巫统，直到今天，巫统也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马华命运则大不相同，它在60年代由陈修信掌权后就逐渐地处在 “屈从”的地位（廖中莱不认同这种看法和想法，但他在访谈中针对与国阵的关系仍未清楚表达他要如何清除华人存有这样的“印象”），因而遭遇1969年大选的重挫。

在这之后，马华是有所重振，也进行大改革，但也因为在国阵体制中马华能表现的空间不大，也就有李三春“出走”的故事（1983年）。这说明了有抱负的李三春也不能超越林苍祐时代的出位形象（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的地位是被党内的敌对势力消除的，以致他向东姑提出的“陈情表”要求分配40个国席（当时国会104席）功败垂成），只好急流勇退。

来到今天，马华虽然已争取到40个国席的分配额，但此时的国会已是翻一倍议员，达到222名，即使马华胜完所有的国席，也还是未能在国阵内取得突破。

这点可以从李三春后的梁维泮、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的领导年代看到马华在高峰时还是突而不变。如林良实的安定年代及黄家定的“黄金年代”，马华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力和不讨好，造成华社对马华啧有烦言，有时甚至是认为给予马华过多枪弹，也还是没能兑现华社的需求与诉求，如在1999年马华胜了28国席（参选35席）及68州席（参选77席）；在2004年时，马华更胜了31个国席（参选40席）及76个州席（参选90席），但马华在内阁的成员仍然4位。这是打从陈修信时代就没有改变过的，真是50年不变。

因为这样，华社对马华产生距离感，虽然在今天马华不入阁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华裔难以适从，难找人投诉和求助无门。但今天马华应“再入阁”的呼声已大不如前（1969年“513”后，马华被舆论强烈要求入阁），这也是马华自身的错误决策引发的，没有人促马华退出内阁，倒是有人挑战马华是否敢于脱离国阵而自力更生？

当然廖中莱不可能带领马华退出国阵。从他的言行间，倒看出他赞同入阁。

可是今日的马华已不是昔日的马华；今日的马华已蒙上阴影，更让人看不到其前路，这就需要马华自己来改变自己了。

廖中莱的站出来和可能与魏家祥的配搭虽然是被认为较有看头的一对，但马华需要的是一个能改变马华的人；华社需要的是能保障华人权益的马华，而不是“忍气吞声”或“避重就轻”的马华，也许是时候轮到廖中莱来表现了。但他要记得的是，当务之急是带领华人走出悲情，不是仍然在原地打滚或固步自封，否则自己也会被捆绑在其中而改不了马华。千万记住，一个新的马华也许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灵丹妙药”。

刊登于2013年7月25日《东方日报》

鲁迅•陈嘉庚•林文庆 （直挂云帆）

上期写了《毛泽东会批判鲁迅吗？》之后，又想起一件鲁迅与林文庆和陈嘉庚的故事，不论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或从现实的意义来说，都具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因为它牵涉的不止是三个人，而是与之相关的其它重要人物。

首先陈嘉庚（1874-1961）这位国际知名人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21年义无反顾而且以无比的勇气创办了厦门大学，原本邀请汪精卫来当校长，但在不果后，陈嘉庚就邀请住在新加坡的挚友林文庆“拔刀相助”，出任厦大校长。

林文庆（1869-1957）比陈嘉庚长5岁，他是英国毕业的医生，学贯中西，也是一名企业家，是位能言善辩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权威性，王赓武教授在其巨著《中国与海外华人》中，特别开辟一个章节来介绍和评价鲁迅与林文庆的冲突。在他看来，鲁迅与林文庆的思想斗争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儒家思想与当时反孔思想的冲突。

王赓武有提及鲁迅（1881-1936）是在1926年应聘到厦大任教的，他是被国文科主任林语堂（1895-1976）邀来的，希望鲁迅能在国学上发挥所长。但鲁迅来了不久后，他被学生告知林文庆提倡“复古”、“尊孔”，要学生使用文言，不用白话文。

因此王赓武有如下的描述：“那位尊孔的校长（指林文庆）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请来的是位笔锋犀利为全国之最的反孔者，想到这一点，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就在所难免了。”

很显然的，鲁迅是因其挚友林语堂的邀请来“充实”厦大的阵容，林文庆也相信他的漳州同乡林语堂的推荐，自是不会过问对教授的聘请。但后来鲁迅对国学院的那一套复古有意见了，于是王赓武又作了这样的评论：“他（指鲁迅）说，晚近（有人）号召“复古”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多数倡导者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目的是让他们成为孝子顺民。他们以读经自负，以懂得中国古文化自夸，但又是多少人在“五卅惨案”（1925年）中用《论语》感化过外国兵不要枪杀中国人？又有多少人借《易经》里的咒语叫那些日本军舰沉没了？”

（所谓的“五卅惨案”是指1925年上海各界上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并逮捕53人，酿成震惊中外血案。从此也激怒了中国爱国青年义愤填膺，萌起革命思潮，连带在五四时鼓吹的文学革命，也在1926年后转成革命文学了。这意味着用鲜血向敌人抗争）

及后，鲁迅开始对陈嘉庚的办学有了意见而又不能理解，因为“他（指陈嘉庚）凭着自己受过丁点的乡村经书教育就外出闯荡世界，明白了要重视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费体制的道理，请来了他的朋友，现代科学家、创业者林文庆，放弃了新加坡的一切，帮他创办了厦门大学。”

就这样，王赓武又说：“也许可悲的是，鲁迅这位集中体现反抗过去种种腐败，受到伤害的传统学者，是站在自己的一方；而受到一位好心然而感觉迟钝的百万富翁支持的文化暴发户林文庆则是站在另一方。”

两人的分歧与对峙，终于决定鲁迅是不能在厦大呆下去了，只干了4个月有12天的鲁迅走了，转至中山大学任教。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也许无法理解陈嘉庚原来是毁家办学的，目的在于让更多年轻人接受高深学问和西方知识。因此王赓武这样说：“鲁迅似乎也没有脱离中国人之学士历来的成见，瞧不起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商人，认为他是利用金钱为自己树碑立传。”

至于林文庆，在鲁迅看来他是中国的“局外人”，对经书不过是一知半解，却在那里指手划脚。结果王赓武的结论是：“本质上都属于现代人的两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会看来已不存在，无怪乎他们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无所成。”

正因为有此遗憾和两人对现代化救中国有不同的见解和立场，也就连带鲁迅也不欣赏陈嘉庚对林文庆的“包容”。

在这方面，1927年离开中国，曾在《光华日报》担任总编辑，而后在新加坡《南侨日报》掌舵的洪丝丝（1907-1989）（1950年《南侨日报》被查封，洪丝丝回中国，旋后出任中国侨联副秘书长）在1981年时有意为鲁迅与陈嘉庚的“误解”做出诠释。他在《陈嘉庚兴学记》序中这样说：“有一天，大概是鲁迅要离开厦门的时候（1926年），厦大校长林文庆在鼓浪屿请鲁迅吃饭。在宴会上，林文庆称赞陈嘉庚创办厦大的慷慨。鲁迅一听，当场拿出两毛钱，说要捐给厦门大学。

我当时还是青年，听了这件事颇欣赏鲁迅讽刺的辛辣，认为一个富豪拿出部分的钱来办教育，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像一位教书先生捐出几毛钱罢了。但是，当我对陈嘉庚兴办教育的经过了解得比较充分的时候，我的看法完全改变，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很片面的。我深信，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如果能够活到解放的话，他对陈嘉庚兴办教育当然也会了解得比较全面，并且一定会像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郭沫若等那样尊重陈老。”

无可否认的，陈嘉庚早年对教育的贡献，在抗日时成立《南侨总会》援助中国的贡献及1940年后对延安的支持和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定居的举止来看，他对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早年对新加坡教育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

鲁迅当年不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时，许多中国人来到马新访问后，仍然十分惊讶发现华人（或华侨）用自身的能力和资力兴办学校一间又一间，使之遍地开花。他们不明白为何办学校不是政府的事而是华人的事，他们也难以想象原来私人办教育是不讲盈利只讲奉献的。

如果现代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思维，也就不要怪责鲁迅不能明白海外华人的良苦用心，毕竟像鲁迅这么左倾的文人，对资本家或说大资本家没有好感也是能够理解的。

因此洪丝丝的推论也许是对的，也许鲁迅会改变对陈嘉庚的看法，但已是没有也许，正如在解放后毛泽东会批判鲁迅一样的属假设性议题，也是没有也许。就此而言，假设性的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惋惜鲁迅过早逝世，看不到解放后的中国，也就无从将历史重新改写。

但也因为鲁迅英年早逝，所以赢得长久的掌声，若是他在解放后才逝世，也就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改写。

总而言之，鲁迅、林文庆与陈嘉庚的三角关系，中间又夹带着林语堂倒是耐人寻味的。

刊登于2013年7月1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