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四章 第五节]


第五节  向往中国的左翼作家

除开南大生外,在60年代有三位享有知名度的左翼青年作家因不同的因素,但怀着共同的理想而投奔中国,结果是际遇各有不同。他们有的叹息声连连,不过没有因为失落,因为流浪,因为青春的消逝而后悔。他们有委曲,但活得尊严,活得像一个文人。

一、触犯文字案的马阳

前面在小说章节中提到的马阳,他也是一名诗人,而且他的成名作是诗集,但这本诗集的出版也改变了他的下半生的命运。

因一集《山民曲》诗集而窜红的马阳与因一首《我们的家乡的座万宝山》的原甸;一阙《盾上的诗篇》饮誉文坛的吴岸及揭开《一个奴隶的梦》的严冬齐齐饮誉左翼诗坛。

马阳,原名蒋明元,1938年生于马来西亚的居銮。1961年回返中国,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校长,县侨联会主席及《华厦》杂志主编,现已退休,家住广州。[1]笔者于2003年在广州与马阳进行交流,他的文学观是因为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而形成的。他说,那个时代,学生们学习了很多来自中共的文章,尤其偏重在文学方面的。他的写作的兴趣也是在中学时培养起来的。1958年因为学潮,他被柔佛州视学官宣布“开除学籍”,又被扣留了几个月。换句话说,他只读到高中一便被迫停学了。辗转到了峇株巴辖,又再进入新加坡一庙寺避难,闲来无事便写了诗作给报社发表。马阳说,给他鼓励和支持的是《南洋商报》副刊主编杏影先生,他提拔很多年青写作者,让人没齿难忘。杏影不是左翼作家,他与方修的处世方法不同,但备受方修的赞扬。原名杨守默(1912-1967)的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54年开始在《南洋商报》服务,一直主持文艺副刊,直到1967年病逝。

1958年9月,在新加坡刘笔农的协助下,马阳出版了在学运界争相传阅的《山民曲》诗集,结果他再次被捕,且控上法庭,指其作品触犯法令,有煽动和颠覆之意图。

例如主题诗的《山民曲》有下列的句子:

“又有村妇披头巾

风吹头巾似红云

天有红云出太阳

红红的太阳不落岗

燕子燕子你又来

村民有话口难开

村民就像石下草

盼望太阳快出来

又一首《亚英》

“是的

你没有见过你的大哥



为了你们

已献出宝贵的生命

由于忍不住

百年来做牛做马的凄苦

和恶徒们对姐妹的戏弄

他死了

死在山岗上

死在胶林里

另一段:

“亚英

你要记得

是你坚强的微笑

救回了妈妈的生命

为了你们

她还要坚强活下去

她相信了大哥的话:

「太阳就要升起来的!」[2]

因为诗中的一些词句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颂扬,马阳吃了官司,是一宗十分罕有的“文字案”。以今天来看,根本「罪不成立」,但政府为遏阻学潮和起阻吓作用,便将马阳提控。不过,由于罪名十分薄弱,马阳被判无罪。虽然如此,马阳还是在紧急法令下被扣留数个月,他感到莫明其妙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数已刊在报章上,何来颠覆?也因为文字案爆发,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的《文风》副刊被迫停刊,以示“惩罚”。

马阳说:我把这已成历史的事实记下来,只在说明一个问题:马华文学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定要艰苦备尝,甚至每一个大动荡大替换的年代里,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3]马阳说:因《山民曲》出版招惹官司,便无所事事,有时割胶,有时铲草,在大胶园里做些散工。

著名诗人原甸评论马阳的一炮而红的《山民曲》时说马阳的《山民曲》,内分两辑,第一辑以民歌体的形式写的,第二辑则采用一般的自由体了。他的自由体诗作,颇受艾青的影响。原甸又分析马阳的民歌创作倾向是受了中国文艺界在当时向中国的诗人发出向民歌学习的号召的影响,也受到从中国来的中国戏曲唱词在新加坡公演的影响。[4]

由于对中国新社会的迷恋,马阳在1960年投奔中国而在中国落地生根。他是60年代第一位踏上红土地的马华左翼作家。

二、流落异乡的原甸

如果说马阳的诗是不够“宏伟的气象”的话,那么原甸的诗就不逊于杜红的《五月》,而且横跨马新两地,在学运界翻起巨浪。这是原甸意想不到的“收获”,从此他被冠上“进步诗人”的桂冠。

原甸,原名林佑璋,1940年生,福建闽候县人,1946年随亲人定居新加坡,与父亲团聚。1955年进入华侨中学就读,开始向报刊投稿。此时的新加坡,学运正进入高潮。1957年转入中正中学,在高中二那年,写了一首成名诗:“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竟然成为马新华校及文娱团体普遍朗诵的舞台诗剧,鼓舞了这位年青的诗人走向诗的世界,进而被誉为一代诗人。反过来,他的诗又推动马华左翼文学走向大众化,锵锵有力的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1962年,他的处女诗集《青春的哭泣》出版,内头就收集这首百颂不厌的“经典”名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摘录)

在终年炎热的赤道上

有一颗光辉灿烂的宝石

它曾经埋在荒草中一个世纪

如今在风雨中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它曾经是猪仔们梦里的天堂

也是我们祖先含恨躺下的坟场

它曾经是侵略者们垂涎的地方

但马六甲海峡却有擎天的波浪



我们的家乡还有万水千山

再用三倍的话我也有把她赞不完

我只能这么骄傲地说一句: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千年万载采不完

但我们还没有开采的蓝图

那蓝图还握在别人的手上

广阔广阔的胶林呵

是我们马来亚的血管

别人天天从这里输走了她的血液

马来亚一天比一天枯瘦苍黄



我们也有深阔的海洋

白天闪着金黄晚上拖着银光

但我们的渔人脸孔最愁苦

象雨季的天空一样阴暗

我们的原始森林

日夜在那里哭泣埋怨

每一叶子都在焦急

什么时候才能开进来第一架拖拉机?



我们的铁矿也在日夜抱怨

采矿人在宝山里还要失业

为人么不快快建立大工厂

喧腾着钢水欢笑的声响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请胶山海洋矿藏不要喧闹

风雨来了大海不会再平静

人民醒了万宝山不会再凄凉!(1960年)[5]

令笔者惊讶的是,只有20岁的原甸就能创作出具有内容又有优美韵律,朗朗上口的诗章。虽然作者在谴词用字上,不使用战斗的字眼,但人们可从诗歌中领悟作者正在传达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心声。既可避开被禁朗诵的厄运,又可收到教育与宣教的目的,以至原甸的代表作传诵一时,几乎压下同一时期的诗作。这应归于作者的艺术感染的力量,他的诗浅白又摆脱了概念化的口语;他的诗饱含丰富的情感,喊出了大众的心声。在60年代初期,马新学生运动把它当成“美丽的篇章”和努力追求一个美好社会的愿景。原甸的名字深入华校。

在一本“自传式”的小说《活祭》中,原甸这样说:

“他的名气越大,他越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束缚,甚至是一种无形的压迫,大时代是一排排的大浪,涌向的尽是怒潮拍天的方向,他卷在其中”。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呐喊过。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心间也震荡过。

然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陆越飘越远了,但人们还珍惜偶尔手中抓到的一丝丝从彼岸传来的讯息,而且彼此相告,带着盲目的惊喜和服从。

就连小小的知识界也是如此。

“胡风集团……”岛上的知识分子也追逐着骂。

“反右派……”岛上的知识分子也追逐着骂。

这是一个要诗人们能为理想高歌不能为爱情吟咏的时代。

“小资产阶级的诗作绝对不要收进去”。“让你的作品绝对的干净,绝对的充满时代气息”。

在时代大潮里,一整代的青年都翻滚在其中了。[6]

翻看原甸的“告白书”是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写照。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形容这部小说《活祭》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有50年代的激情,60年代的吶喊,70年代的彷徨,80年代的迷惘,也有90年代的失落与麻醉。[7]

原甸的大半生是从热情到冷静,从欢乐到寂落,从高峰到谷低。当大时代的狂潮消失后,他感到自己是个寂寞的老人,是时代造就了他,也是时代改变了他。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我们的诗人也与马阳一样,为避开动荡不安的社会和被抓捕的可能,他选择自我流放,在1964年乘《大宝石》轮船赴中国。其时,中国文艺界注意“党性”,文坛门户森严。惟中国老诗人臧克家曾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勉励有加的信;北京中国新闻社一度邀约他参与东南亚研究工作,只因中国社会极左思潮阻梗,未果。连他进入北京大学的宿愿也受极左思潮干扰,终成泡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原甸于1965年到北京市郊农村皇后甸参加短期劳动,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及同劳动),对中国的农村与农民生活有了体会。在中国期间,写下的诗作有《红叶题诗》、《中秋节泛舟北海》、《舞会》。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署官〉》发表(1965年11月),掀开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原甸深感不对劲,便悄然地离开中国,取道澳门进入香港。从1966年到1984年的18年间,原甸奔波于港澳之间,他从事一些与写作不相干的行业,包括卖肉干、卖沙爹(牛肉串)、担任文员十载,但他的诗作断续的推出,让人知道原甸的生活和处境,著作有《诗的宣言》、《水流千里》、《新年代前夕》、《香港窗沿》及《掌声集》(由中国老诗人邹荻帆作序)。诗风因“文革”中的失落而有了转变,告别了60年代的“革命情怀”。1984年回国前,原甸参加香港作家代表团在深圳与由周扬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进行文事工作的交流。

1984年,原甸获准返回新加坡,结束长达18年的流浪生涯,先在《联合日报》与《联合晚报》工作,后来又到《新明日报》服务,也专事写作,又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万福士杂文一集》、《万福士杂文二集》、《我思故我论》、《马华新诗史初稿》、《原甸三十年集》、《评点风骚》及《活祭》等等,可谓著作等身。但他不讳言在返新加坡后,诗风再有大变,从明朗、粗犷转为委婉、蕴蓄。他自己认为在1985年后,“诗的坐标有新的浮动”。[8]原甸目前已退休,职业是写作,名副其实的“专业作家”。

笔者在2005年4月与原甸在新加坡进行长谈中,发现他在言谈中所表达的正与他的《活祭》小说中所说的相差无几,但我相信在50年代时,他是挚诚地支持学运对社会的改革,许多的诗歌打从他的心里散发出来,不为别的,只为这个变化的时代唱出颂歌,咀咒殖民时代的剥削。因此原甸的名字在马来亚的左翼运动中响彻云霄。不过,他有一点与笔者的看法是相当接近的,那就是1947年“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那场笔战,是属于政治的功利主义,不全然是要竖立一个与中国不同思想与派别的“马华文学系统”。后来的事实发展也印证这一点,即引爆笔战的周容是马共的一支笔,他不能同意胡愈之的青年回国(中国)救国和建设论,若是左派年青人都回国了,马来亚的左翼战斗队伍便被削弱了。

原甸的出现,就是告示左翼文学主流不仅后继有人,而且意气风发,对中国的革命成功向往不已。方修对原甸的重视,可从他特别为这位在世的诗人主编了《原甸诗作》得知,而且也说明了原甸的诗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褪色。1976年(原甸仍在香港流浪,未得返回新加坡)出版的《原甸诗集》,方修就选录了原甸早期的诗作。例如写于1961的《青春的哭泣》表现了诗人的爱国(马来亚)和决心为祖国而献身:

呵,祖国祖国

工作的热情使我不能再等待

青春的炽热使我不能再等待

如果你不接受

我火的青春,我青春的火

而我也决不、决不

让苦闷遗留给我们的第二代……

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对马来亚的期望,作者全数将感情泼到纸张上。这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首首美的赞歌:

《笑的向往》

什么时候

我们才有笑

象一朵鲜花

被阳光照耀



日子掉进了

迷人的阳光

人们生活着

劳动、爱情、诗章



有痛苦吗?

有的,嫌世界大小

对着满天星斗

恨不得一把抓下



历史的列车

都先后开到驿站

为什么这一节啊

却跑得这么慢?



呵,到了到了

前面又响又叫

快用最后一把泪水啊

去迎接满车厢的笑!(1961年)



《一封信》

远方的朋友

寄来一封信

信封的四角

散着春天的气息

贴着耳朵听

一串朗笑的声音

打开来一看

一纸的欢喜(1961年)

在责备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他的一双手已是无用的手后,原甸表达了对小资产阶级的转型的热望:

《我迟到了》

我在思想上摸索了又摸索

终于跟上了大伙儿的队伍

可惜──我迟到了

伙伴们,你们都比我幸福

不要怪我,我过去的胡涂

快帮找取去背上扑满风沙的包袱

并且欢迎我──

给我以热烈的祝福

虽然我迟到了

相信我:我会努力跨起大步……(1959年)

作者向往的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一个工农成为作家的时代。

《新的歌手》(一个工会的创作组)

白天他们在车间流汗

汗珠混着齿轮转

晚上他们围在灯光下

讨论怎样写文章



现在,他们决心接文学艺术的班

努力学习着掌握好笔干

象开动机器一样的自然

把文学艺术解放



不久,他们当中将出现

许多杰出的作家、诗人

并且只有他们最懂得

怎样为这伟大的时代歌唱(1962年)

于是,作者的文艺思想衔接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有了下列这首诗:

《群众大会组诗》

(掌声)

掌声──

统一了我们的思想

统一了我们的感情

统一了我们的意志

统一了我们的呼吸

掌声──

为新的明天

催生!

向着真理

我们要热烈鼓掌![9]

原甸的诗的激昂与澎湃,完全适应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肯定了马华左翼文学与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性。新加坡诗人兼评论作者史英就指说原甸所要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0]文艺批评家忠扬认为原甸的“诗歌的高度思想表现在对于马来亚祖国的热爱与歌颂”。[11]另一位文艺批评家瑶岗(欧清池)形容原甸“是用生命写诗的,他的诗多是他内心世界的坦露。早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诗中充满对祖国的爱,对社会的不满,与对远方的社会向往之情”。[12]

原甸就是受了中国新社会的鼓舞,才有了1964年投奔中国的强烈欲望,反映了作者在大时代中,准备直接到新中国体会社会主义的生活,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把马华左翼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连贯起来。讵料事与愿违,因为他闻到中国正面临一场巨变,于是退到香港去,此时诗人有了更多的领悟和感慨。
三、突然消失的评论家忠扬

与原甸对新中国有无限遐想的忠扬,也在1963(理由不详)去了中国,有说是为了读书,但他在中国期间在文坛全无音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人在中国,直到1979年才辗转至香港,而在香港落脚。虽然他不是诗人,但确是著名诗评人,也因为同一时期去了中国,我们将他归入这一章节内。

中国的王振科在一篇《忠扬文艺观评析》中指忠扬过去坚持的创作路线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忠扬根据这一准绳来判定作品的社会主义和艺术价值。王振科说,在今天看来,“忠扬把这一原则精神和要义理解得太过机械、死板和狭窄,也与人们不断提高审美水平和需求相脱节”。王振科认为“忠扬60年代初及以前所写的文艺评论和文艺观点与当时中国大陆已经越来越趋于极“左”的文艺理论极其相似”。但是,“他为了求得文学上的深造,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来到当时正被一种极‘左’的错误思想潮流统治着的中国。正由于这一连串的错误,造成他心灵上的创伤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感到生活的冷酷因而保持沉默”。[13]

1979年他来到香港,直到1982年出版他的《文艺丛笔》才让人感到他已在自我批判过去的文艺观,一改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浓厚的创作。虽然他依然坚信“现实主义还是马华文学的主流,但已不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的现实主义,而是有了新的发展。过去的现实主义过于重视现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板一眼的,而现在呢,现实主义已能将现代派的一些手法,例如象征主义或意识流派加以吸取,采用来丰富现实主义,恰当地将两者融合起来,他主张现实主义要不为时代所淘汰或为读者所接受,主要关键是要不断地吸收各派的优点来丰富现实主义的生命”。[14]

从忠扬在中国的失落,深造未成,备受艰辛导致沉默消极是他人生的失落,他原来极力赞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竟与他实际的遭遇截然不同。这种个人的曲折经历,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的曲折是一样的。[15]

四、吴岸严冬赶上列车

来自东马砂劳越的诗人吴岸,原名丘立基,生于1937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被文史学家方修誉为是「形式与内容两皆上乘」,结合得好的诗集。

名报人杏影为此诗作写序,指出吴岸的诗风接近冯至的十四行诗的韵味。

《盾上的诗篇》

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

年青的诗人,请问

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

一支笔、一个伟大的理想,

太阳和星星照在你的头上,

在生活、书本和伟大的先师

的光辉中寻求你的思想和力量。

写吧,诗人,在这原始的盾上,

添上新时代战斗的图案。

写吧,诗人,在祖国的土地上,

以生命写下最壮丽的诗篇。



《手的归宿》

于是你握紧了拳头,

四处与受难的人民握手,

于是你的手变得又壮又粗,

在沸腾的生活里找到归宿。



《我明天要起程》

我的心永远不平静,

越是沉默它越是激动;

森林的呼喊,

高山的招唤。

祖国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也把祖国的名字呼唤,

她给我一项光荣的任务,

我怎能迟迟不前?

《第一次飞》

飞吧,飞到太阳燃烧着的地方,

飞吧,飞到朝霞围绕山峰的地方,

飞吧,飞到河水在歌唱的地方,

飞吧,飞到有你的兄弟在飞翔的地方。

「大地的黎明唤醒了你,

黎明的背后有暴风雨,

飞翔吧,战斗吧,

祖国的一切都祝福你。」

肃穆庄严,层层迭障的山岩像巨人,

峭拔的石壁下河水在翻腾,

为什么年青的诗人热泪盈眶?

因为他已写完了美丽的诗篇。[16]

(后面这两句诗,简直是艾青诗句的翻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光?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土地的话》,1938年)

吴岸的诗,很容易令人产生遐想,而想到在森林斗争的游击队。那个时候,在马来半岛有马共的游击队;在砂劳越,有砂共的游击队。虽然诗的语言很含蓄,也富有情感,但学运界却传颂这是一本好诗集。

再一位创作路线也符合「现实主义」的有严冬的诗集《一个奴隶的梦》,同样引起回响和荡起浪花。

《农村.感想.赞歌》

越过障碍,反抗压迫

用血写成了历史

在祖国的土地上

英雄肯定着黑暗就将过去

横竖自己要迎接来自

东方的太阳(1953年)



《早安、亲爱的土地》

“在那三年八个月的痛苦日子里

人民不惜将鲜血

甚至生命

献给了土地”

“看见了太阳──日本投降了

于是,人民将家园重新建设”

“命运这可恶的巫婆

竟用嘲笑和戏弄的手段

将我们推上了

另一次战争的灾难(指1948年英军实施紧急状态,马共转入森林进行游击战)

我亲爱的土地啊

从此再披上囚犯的衣裳

我国的同胞

失去了农具、失去了儿女

像一群弱小的羔羊

在铁丝网内(指如同“集中营”的“华人新村”)

望着那荒芜的田园”。



“逮捕、驱逐

禁止、解散

反黄意味着颠覆

罢工乃是犯罪

排不完的失业队伍啊

像一条巨龙

盘桓在我们的土地上”



“巧取豪夺

明偷暗盗

他们可以不必动用刀斧

而包庇了自己的贪污



在这平凡的岁月

让我们选择生活的道路吧

在斗争中生存

或在萎靡中死亡”。

“这些昏庸的清客,竟敢于

仇视工人们的力量

他一定死亡”。



“早安、亲爱的土地

欢迎你自古老的黑牢中翻身

但是,你要警惕

你必须加强思想斗争

请你容许我向心发誓吧

斗争!为了自由、和平”。[17]

[1]马阳著《文林飘絮录》,广州出版社出版,2000年,有关作者简介。

[2]马阳著《山民曲》,沙漠出版社出版,1958年,第7,57-60页。

[3]马阳著《散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3-7页。

[4]原甸著《马新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及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年,第125-127页。

[5]《原甸三十年集》(1959-1989),万里书局出版,1990,第4-7页。

[6]原甸著《活祭》,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的故事,玲子传媒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第19-22页。

[7]原甸著《活祭》的内容介绍,封面内页。

[8]《原甸三十年集》中有关作者年表,第615-621页。

[9]以上诗篇摘自原甸处女作《青春的哭泣》,1962年出版,已收录在《原甸三十年集》中,万里书局出版,1990年,第一辑,第1-63页。

[10]史英著《新华诗歌简史》,赤道风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30-31页。

[11]原甸编《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及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1987年,第144页。

[12]瑶岗著《新华当代诗人评介》,收录在《新世纪学刊》第三期,斯雅舍出版,2003年,第4-5页。

[13]《写作人》第28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2年,第133-141页有关中国(上海)王振科著《背负着“双重十字架的重荷”而前行》──忠扬文艺观评析。

[14]同上,第139-141页。

[15]《写作人》第28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2年,第141页。

[16]吴岸著《盾上的诗篇》,新月出版社出版,1962年,第1-19页代序及72-73页《盾上的诗篇》,76-80页《手的归宿》,81-83页《我明天要起程》及84-98页《第一次飞》。

[17]严冬著《一个奴隶的梦》,胜利书局出版,1959年,第3-5页及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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