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四章 第四节 三]

三、革命诗歌鼓舞战斗意志


诗歌渊源流长。自从“五四”以后,新诗就茁壮成长,从白话到自由体裁;更在抗战时期成为战斗的武器,形式多样化而又自由化,进而出现散文式的诗歌,大众化的诗歌乃至口语化的诗歌。这之中民歌也穿插其中。解放前后的中国,新诗有了战斗的风格,也成为宣传政治的口号。在这个前提下,当诗歌为政治服务时,它就侧重在内容而不是形式之美。在大跃进的年代,诗歌也走进“两结合”的年代,因而有了政治抒情诗。

同样的,在马华文学中,新诗也从中国引进来。革命的文学自然有革命的诗歌;革命的诗也自然有战斗的豪言壮语。当它走进舞台的时候,诗歌造型和朗诵也就用来表达政治的情感。这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一个特色。相对而言,革命的诗歌与战斗的诗歌是一起成长的。

虽然诗歌同表一枝,但我们也在特定的年代看到中国诗歌与马华诗歌各有特色又相互欣赏。

在马华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先是抗战时戏剧拔了头筹,后是诗歌在五十年代中期脱颖而出,灵感取自中国抗战解放前及解放初的战斗性的作品。再加上诗歌也可以搬上舞台成为表演艺术,在自由体裁和民族形式开放下,战斗的诗篇源源不断,染红了整个马华诗坛。其中不乏受到中国革命文学影响的“两结合”的作品。

最先打开这个决口的是全新华校高中毕业生在1954年呈现的大型文娱晚会为筹备中的南洋大学筹款,推出了长篇叙事诗,仿效《黄河大合唱》的音乐造型(音乐布局),并通过诗歌造型(包括舞台布置和动作)的形式来呈现轰动一时的《南大颂》。[1]在火轮滚动的年代,维护民族教育成为统战的一个重大的使命。

《南大颂》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也是政治叙事抒情诗,与中国抗战时的叙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三位作者是炎羊、白丁和古辛。

炎羊比较出名的笔名是柳舜和坚石,也用过舒英和李洁等笔名。原名孙泽宇的他是1936年在厦门出生。1948年移居新加坡,在华侨中学就读,51年离校后,曾在银行报社工作,也担任过记者。

他离校的那一年,也是林清祥被开除华中的一年。思想左倾。

第二位作者白丁的另外著名的笔名有林臻、丁彦。原名陈国安的他于1937年在新加坡出生,华侨中学高中毕业,50年代开始从事写作,曾在新大中文图书馆及报馆任职,也擅长文艺批评,被视为与山河、纪铮、洪浪、章翰等齐名的左派作家。他曾为方修“立传”,出版方修口述由他执笔的《文学、报刊、生活》(1987)。

再一作者古辛原名王如明,又一笔名季新,也是一位文艺评论者(他是南大第一届毕业生)。

他们三人在南大未开办前,响应全新华文中学毕业同学的号召,积极进行创作,以便在1954年3月4日起,一连四晚在快乐世界举行盛大的演出献上压轴表演(是次演出筹得六万余元),将反黄运动与发扬民族教育结合起来。《南大颂》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创作,它是为一个尚未开课的大学在欢呼和预先歌唱。这首朗诵诗除诗序外,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表扬了祖先移民对马新的开辟作出巨大的贡献。摘其精要诗句如下:

朋友呵

让我们用血和泪

记载祖先们光荣的历史

记载开发马来亚的恩人

看!

祖先们开辟了荒凉的半岛

却也忘不了文化的重要

他们把华文教育的种子

散播在土地上

一座座的学堂

遍布在半岛上

它教育了无数优秀的孩子

呵,马来亚

你再也不是一片文化沙漠了

第二部分颂赞有了文化的人民,对于华文教育的捍卫是前仆后继而绝不退让的:

「华文教育

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

祖先们辛苦地栽培

绝不让人消灭!」

「为了你,华文教育

把我们的心给你

把我们的热血给你

把我们的生命给你

为了你呵,华文教育

谁能使我们离开你!」

赤道上的日子呵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华文教育在水深火热中不断地壮大!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这呼声

这号召

像一阵响雷

滚过了马来亚

滚过了南洋

滚过了全世界……」

第三部豪迈地展示了整个社会,从南到北都动了起来,谁也无法阻挡这股洪流:

「谁也摧毁不了

民族文化的存在

谁也阻挡不了

民族文化的向前

一定要维护华文教育

一定要建立南大!」

看啊

我们的南大

像初升的太阳

发出万丈光芒

升起来了

升起来了!……



南大呵

你是华文教育的堡垒

你是华文教育的前哨

你是我们无穷的力量

呵,南大

半岛上的人民伸手向着你

任风暴来吧

任压力来吧

而人民

一定要把你造得完美

一定要誓死守卫你

在序诗中则以坚定的口气和无比的信心拉开了序幕:

我们──华族人民

为华文教育的存在

熬过多少紧张的夜晚

渡过多少激烈的白天

每一个胜利

都付出我们的血汗精力

朋友

让我们高声唱一支雄壮的歌

献给心爱的华文教育

献给华文教育的堡垒

──南大[2]

此风一开,《南大颂》已成为马华左翼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在后来成为许多演出的重头剧,而且一次比一次造型得更完美和更铿锵有力,震撼人心。诗的白话语言深入民心,为南大的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面八方的捐款,络绎不绝。诗歌成了锐不可当的宣传武器。

创作者之一的古辛,也使用季新的笔名在《南大颂》出版的集子中写了一篇《诗和南大颂》的哲理性的文章,公开表明马华新文学的方向就是中国的革命文学的方向。文章说,诗是时代的呼声,诗是时代的号角,诗是炸弹和旗帜。当中国在抗战时,许多先进的诗人都投入其中,诗人郭沫若向全国人民号召:

全民族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

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辿

要在乱机炸弹之下

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他也引述艾青与田间的战斗诗来说明诗是战斗的武器,是革命文学的先行者,而政治的革命也离不开诗赋予的力量,因此文章指出,“《南大颂》第一次(演出)就受千万的人狂热地鼓掌,就在这一次就使得千万的人深深地(受)感动而爱上了它。再一次证明了诗具有着巨大的力量,是能鼓舞和教育广大的人民;又证明了只要我们不断尽我们的主观的努力,我们是能冲破客观的困难,千百万的人是会喜爱诗的呀”!

“《南大颂》为何会得到千万观众的热烈欢迎爱戴?主要是因为作者在这维护整个民族教育的高潮中,抓住了各阶层人士最关心的民族教育的存亡问题来写,并以朗诵的形式演出”。

作者几乎完全沉浸在朱自清对朗诵诗所作的要求:「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脱离那氛围朗诵诗就不能成为诗,要能表达大众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

“因此《南大颂》符合了这些格局和要求,也就赢得万千个掌声”。

“这次的演出已给以朗诵诗和舞台造型(两结合)的演出形式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走向人群的道路。我希望诗人们深入生活,研究广大人群的生活语言,了解他们的爱憎,痛苦和需要而写出更多更好的朗诵诗,及时地迸发出战斗的火焰,鼓舞和教育大家”。[3]

就在《南大颂》诞生的10年后,我们又看到另一位南大生李贩鱼以《南大颂歌》(1963年创作)参加“南大全校文艺创作比赛”中荣获特优奖(1963年)。李贩鱼这一首叙事长诗是继承了《南大颂》的诗风而用“两结合”的手法表达南大生不负众望,把南大变成一面鲜艳的旗帜,与广大人民一起生活和战斗。但论技巧与感染力量,就逊于《南大颂》的春雷一阵响和历久不息的感情波浪。从内容而言,它反映了左的思潮是承前启后的,而作者正是试图在南大的旗帜上再染上一片红,亦不忘把他的创作引向工农学的三结合,用以表达南洋大学,已成为一所“人民的大学”,所培养的儿女都怀着刻骨的悲愤,要改造这个社会:

《南大颂歌》

这儿有一支歌,

十年前人们已经唱过,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又骄傲地唱这支歌。



十年来,

南大在风雨中,

像一片旗帜,

越来越鲜艳!



十年来,

南大在苦难中,

像一支坚强的队伍,

越来越壮大!



十年来,

南大把成千的儿女,

献给了祖国,

献给了人民,



南大呵,

有了你,

我们光荣地说:

中华文化,

千秋万代,

永不灭亡!



你看:

华文教育的儿女,

从胶园,

从锡矿场,

从工厂,

从巴刹,

来了!



十年来,南大的儿女,

把南大的荣誉,

带到了偏僻的乡村,

带到了热闹的城市,

带到了学校、商行、胶园、工厂。



劳动的人民啊!

有了你们,

任它狂风暴雨,

火海刀山。



南大,

还是一日千里地,

前进!前进![4]

我们摘录以上诗句,体现了不论是《南大颂》或《南大颂歌》是那个年代的典型左翼叙事诗歌,而且只有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才那么热情奔放,前仆后继地支持民族教育在反殖与争取合理平等的斗争中与政治凝结成一团烈火,在马来亚的上空飞舞。在1956年开课并于1958年校舍落成的南大也终于不负左派统战之愿望,培养了一批革命诗人,成为那个时代的鼓手。以下的几位作者的创作与生平是值得评介的:

(一) 早红早退的杜红


杜红,原名郑亚本。

我们在上章已介绍过杜红的成名作《五月》,不妨来看看他在1958年在南大读书的时候出版的《树胶花开》,依然充满战斗的语言与悲壮的控诉。这是他的第三本诗集,第二本诗集是《六月的晚上》。

在序诗中,杜红唱道:

“我是一个不幸的马来亚人

想说一说自己的不幸

夜莺有好听的歌喉

牠在晚上啼唱

我没有好听的嗓子

我把痛苦和欢乐写在纸上

《给海涛》是另一首澎湃与带有情感的篇章:

你是伟大的诗人和战士,

你用风的弦奏着战歌,

让战斗的海燕从波峰跃起,

乌云从你的头上飞过。

被诗人槐华形容为(杜红早期)优秀的作品是《树胶花开》(按树胶也称为橡胶),这首诗含蓄地写出了英军在紧急法令时期,用枪射杀了一名胶工,诗中提到的“狮子”和“椰树”原是英殖民军队的军徽,兹摘录精彩的诗句如下:

“我要为那些人歌唱,

那些把血汗洒在这土地上的人而歌唱,

他们死了,

他们勇敢地死了,

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朋友,你知道树胶为什么开花吗?

你知道树胶花的来历吗?

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树胶花开的故事,

一个无名英雄的故事。

在霹雳河的尽头,(当年这是马共抗英游击队出没有地方,也是英军严厉对付胶园工人的地方)

住着个强壮的青年人,

你要知道他生得如何?

他就长得跟棵树胶一样。



正当他在眺望,

胶林中忽然起了巨响,

这声音像地狱的鬼号,

胶工们都把头转向山上。



那个强壮的青年人躺在沙地上,

双方紧抱着胶树干,

那一支最犀利的胶刀,

就躺在他的身旁。



在他最后的记忆中,

闪过一枝带血的枪,

一只狮子,

和一株椰树。



同伴们来了,

他们也没有感到稀奇,

连话也没有说一句,

只把他的胶刀带了回去。



他们就让那胶刀,

带着死者的血,

像带着遗嘱一样,

把它带回去。



霹雳河呜咽地流着,

哭诉他底不幸;

胶林呼啸着,

是他愤怒的呼号。



他低热情和力量,

他底血和眼泪,

经过了长久的时间,

就在树胶底上头开出了金黄的花朵。



你知道树胶为什么开花吗?

那是战士底笑呀!

你去算一算吧,

那里有多少的树胶花,

那里就有多少英雄底故事……

杜红的这本诗集,除了反映战斗的热情外,也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悲哀。如《青仔芭》:洪水淹没了青仔芭/猪肉青菜又跌价/卖了猪又不够还糠钱/没有了猪粪不能肥菜芭/没有菜芭杂店里不肯再余账/人不能够没有饭吃猪鸭不能没有糠/肥沃的菜芭变成荒芜/猪栏破漏了,鸡栅倒塌在小山上/这肥沃的青仔芭呵/菜芭见不到青菜/家里找不到年青的庄稼汉/满眼都是积水、野草、一片荒凉……

又如《我们是红石山的工人》:汗水流出来的/钻石/运向国外/把泥沙/留给马来亚/汗洗出来的/钻石/运向国外/用泥沙/养活我们

把工农兵的形象结合在「爱国主义」的情感中,是杜红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特色。《马来亚是我们的》也是杜红的一篇名作:我们生长在马来亚/马来亚是我们的母亲/让我们/从马来亚人民的心上/念出马来亚的名字/马来亚是我们的/[5]

内中提到的胶工,矿工和建筑工人,都异口同声说马来亚是他们的。

进入60年代,杜红已离开南大,记录中未见他卷入南大学生斗争的火红年代,他转向教育界和电台发展,已经渐渐地失去“革命文学”的光环,被后来的热情诗人原甸,李贩鱼和槐华赶上并补上他的“空档”。当杜红离开“革命文学”的队伍后,他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笔尖不再锐利,唱出了诗带温情与诗是艺术语言的篇章,相比之下,战斗离他而去,换来的是个人抒情的感怀。他的一首备受争议的抒情诗(不是政治抒情诗)如下:

《站着和受伤都是一样》

站着和受伤都是一样

我就希望站第一岗

站着我可以从窗口把妳张望

受了伤我就躺在妳看护的床

战斗时我用勇敢保护着妳

受伤时妳用爱情把我治医

我们日夜相对守望

正像医药室连着第一岗

——1959.9.27日(摘自《幸福的召唤》,杜红主编,新诗出版社出版,1959年)

这首诗与《五月》和《树胶花开》的内容大相径庭,也是杜红思想蜕变的明证。虽然杜红所说的站岗是什么岗我们不清楚,但他确实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是“个人的温情主义”的表述,以爱情做为主导体现诗的内容和意境。引起左翼文学评论家宋丹(韩山元)的抨击,指它思想不健康,未揭示生活的本质,是一首失败的创作。[6]杜红不服写了长文《论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反驳宋丹的断章取义,而且是以机械和八股教条论调来批评其诗,沦为“形式主义的批论”。(摘自杜红主编《长夜与黎明》中一文《论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1959年)

继之,温澈以《论杜红的「论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及其诗歌的检讨》和黎小凤的《论文艺批评与恐吓主义》先后驳斥杜红的论调,指他企图逃避缺点,强行的认为「爱情和爱国一样」等于「站着和受伤一样」而没有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跳出来,因而不算是爱国主义的,也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理。(摘自《向生活欢笑》,1960年)。从那个时候起,他已经不再是马华左翼文学的「青年偶像」,而是自我流放,成为脱离队伍的明显的一个,他是早红早退的诗人,被左派视为文学上的“叛徒”,他也乐得其所。

(二) 热血沸腾的槐华


与杜红在“大跃进”年代走着不同路线的马华革命诗人槐华,是南大培养出来的热血歌手。原名鄞国琦,与杜红同岁,1936年生于新加坡。1960年毕业于物理系。曾任中学教师,计算机公司秘书,现已退休。1962年,他在南大的上空和马华文学上空划上一道彩虹,以《水塔放歌》的诗集饮誉诗坛,不是因为他的诗是突破性的收获,而是槐华身体力行,用诗和行动把马华的“革命文学”推向一个新台阶,带有强烈的“两结合”的色彩。他的成名代表作《水塔放歌》确实是内容与艺术相结合的较高水平的创作。一拉开序幕的《序诗》中,诗人就从南大唱到中国和马来亚,既对远方的中国表示羡慕,又对马来亚充满信心:

(一)

假期,山岗下的宿舍

一片宁静,只有一个房间

灯光那么明亮

欢乐也那么明亮……

一位伙伴用那惯拿理科书本的手,

拿起「在悬崖上」;

不久就一声不响了,

任浓咖啡渐渐地变冷……

我却在收音机旁边,

聆听着远方的歌曲,

宁静的夜,我的心,

充满着庄严的激情……

(二)

有时我跟伙伴们上水塔看星,

那里是南十星座,那里是北斗七星;

有时我们采摘着带露的相思树叶子,

让飘荡的叶子闪耀着红日的光辉……

那些日子,我读诗和写诗,

生活比所读所写的要美万倍;

那些日子,我不知道……

马来亚有苦难的人民……

(三)

告别了山岗,

告别了水塔,

我和伙伴们告别的时刻,

把手握得紧紧。

我开始新生活,

新生活震响着战鼓的声音,

我跟人民一道,

踏着冬冬鼓声前进。

让我这不再是书生的手,

抡起大斧,砍向旧世界,

而我这走惯柏油路的鞋子,

如今常常沾上乡村的黄泥……

我希望我未来的诗,

充满着乡土的意志,

将来有一天,借太阳的热,

借满天的红霞,写我的诗……

作者怎样用诗表达他的思想和理想,且读《昨天,今天》:

(1958年作)

我曾经这么渴盼,

飞向春花灿烂的江南;

我又曾如此梦想,

探望那位维吾尔姑娘。

可是,像薄雾,像雨后的坎烟,

我不再渴盼和梦想,

我不再渴盼和梦想……

我怎能忘记母亲的恩情?

我怎能远离并肩作战的伙伴?

啊!愿那向往的心……

变成向日葵,变成迎春花,

为这绿色的胶林撒上缤纷的彩霞……

当作者决定把青春献给祖国时,他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变化,不再相信神的力量,而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社会。《誓言》是一首洋溢战斗的诗:

“那时我们还在教会学校念书,

我们的心却已大声地震响着,

叛逆者的宣言;我们一脚踢翻了上帝,

踏住他,豪迈地高歌……

后来我们一起考进大学,

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在「迎新晚会」上,我们第一次听到,

「青年友谊园舞曲」……

不久,我们认识一些新伙伴,

我们的视线越过远处的蓝色的峰峦;

中学时代不曾听的斗争、不懂唱的歌曲,

都已回荡在我们心间……



在新的伙伴中,有一位

我永远惦念他;

在我遇到挫折时,在写诗时,

我默念着他的名字……



他和我谈起火箭和苏联,

谈起长江黄河;

他最喜爱的一本书,

使我想起光辉的名字……



他接着给我描绘远方的春天,

冰雪开始融化,风带着泥土的芬香,

在海样宽广的土地上,女拖拉机手的歌声

彼此呼应,响在明亮的天空下面……



而后他谈到马来亚,

深深没入无底悲哀;

夜色笼罩着山岗、小路,

风呼啸在相思树的叶间……

他突然握紧我的手,

久久地沉默着;

我深深体会到,

那掩藏在沉默里的万层悲哀……

我不禁想起他大哥的死,

那时候烽火烧焦了半壁天空,

他的二哥失踪了,

据说接过倒下的战士手里的枪……



他说话了,

我的手被握得更紧;

他要我用诗作战,

永远倾听祖国的呼唤……



后来他回去霹雳河边的老家,

向他的学生说着美丽的理想;

不久传来了恶讯,

他被迫到处流浪……

作者永远不会忘记在战斗中的伙伴。他在《水塔放歌》一诗中唱道:

“我们永不忘伙伴的名字,/光辉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最后一次让我们齐看明月,/在分别前互相勉励;/让我们紧记住祖国的召唤,/永远,永远……

在政局风云变幻下,作者继续他的战斗,也坚持他的理想。《他们害怕了》是作者全诗集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充满仇恨与战斗的语言:

“再见了,

我的青年朋友,

再见了,

你们的惜别的眼泪。

在我的痛苦的心灵深处,

不住地呼唤着你们的名字:

而你们的往日的笑声,

永远响亮在我战斗的道路上。

但是,我此刻就得走了,

他们害怕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会成为你们的思想……

我的心热得发红,

像一团刚刚出炉的生铁,

恨不得把他们抓起,

一个个抛出地球!

我此刻就得走了,

更高的理想等待着我,

我的青年朋友,

会有这么一天,

会的,会有这么一天,

我们是师生,也是伙伴……[7]

如果我们把《水塔放歌》的诗篇连串起来,可以看到槐华是在进入大学后,思想才起了根本的变化,不像杜红在中学时代就吹响战斗的号角,但他比杜红及原甸更大胆与明显地将政治与诗歌相结合,而且是用左的话语颂赞解放了的中国“像亮明的天空一样烫红”,含蓄地带出进行游击战的马共是“为了祖国万里鲜花万里红”。然后用知识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将三者(左派统战、中共及马共)结合成一体,槐华算是第一人。这里头的革命思想已在作者的革命诗歌中溶化成一种正在进行的运动。诗人原甸形容“槐华的思想和感情,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8]诗人兼文学批评家瑶岗(风沙雁,即欧清池博士)指槐华“对未来充满理想与期待,追求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定会有的完美社会制度”。[9]

笔者认为,槐华的诗是马来亚“中国式”的政治抒情诗。革命的情怀带来“革命诗歌”。我们注意到,有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对《水塔放歌》提出更高的要求。题目定为《诗歌与知识分子》──评槐华的《水塔放歌》。是集体讨论,由白天执笔。文章认为槐华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气息。所谓“小资产阶级”主要反映出思想的两面性,一方向倾向于劳动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带有资产阶级的主义思想。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集体主义的进步意识而逐渐消失个人主义的落后思想,槐华自然属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文章又指出槐华虽然喜欢回忆往事,写身边的生活,而不刻意地描写本身不熟悉的工农阶级的生活,但不能否认槐华的进步思想是越来越接近人民群众的。不论从语言上、感情上或内容上来审视槐华的创作,文章的话语是槐华展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沉悒的情结和缔造宁静的意境,但由于作者在思想上有了劳动人民的立场,而且也开始和人民群众结合,因此在某些语言运用上也具有雄伟的气魄。例如:我将用诗作战/祖国啊!请听我的誓言!──《誓言》。又如:我活着,勇敢地活着呀!/时代的光焰照亮了我的思想/战歌在心上豪迈地震响;/我擦干眼泪,挺起胸膛,/随大海一样哗响的歌声前进……──《二十一年》。

文章最后希望槐华不但要具有劳动人民的立场,而且也应是一个具有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诗人,先进的知识分子。[10]

槐华并没有让要求他更进一步向左倾的人失望。在1963年政府对左派政团人士进行大逮捕后,作者这样说:我(槐华)回家一下,在风声四起的心情中,诗行不时被热泪打湿;《心上有你的声音》迅即流传开去,甚至飞进铁窗:

“你突然出现,

我抖着手开门,

深夜里,你压低的声音,

在我心上投颗炸弹!

……而你匆匆又走了。

你第一次热握住我姑娘的手,

对我凝视一秒钟之后,

也许是十年的久别呵!……

我从楼梯口又跑到窗前,

直望着你没入黑暗的天边;

泪水迷蒙我的眼,心上有你的声音;

“火的道路,不变的深情……”

(1963年2月8日)[11]

随着这之后,槐华在思想上走着的是一条与贺巾同样的道路,所不同的是贺巾转入地下参加马共游击战,而槐华选择在统战的公开阵线用诗作为武器进行战斗。除了杜红和槐华外,通过主办文艺创作比赛发掘的马华左翼诗人也不遑多让。虽然他们没有上述两位的迅速走红,但他们呈现的苦难的诗篇和激昂的诗篇,感人肺腑。

(三) 南大创作比赛出精英


1960年由中国语文学会带头主办“第一届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爱国主义的文人,欢迎一切反映我国人民的生活面貌、愿望与意志的作品参赛。经过校外评审吴之光(方修)、李星可、杨守默(杏影)及刘世朝的鉴定后,得奖的作品都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

荣获第三名的丁牧,以《我站在格丽顿山上》(格丽顿是位于怡保市西面的一座山。这是马共出没的地方)夺奖。他是以新村人民的苦难作背景,写下辛酸的往事:

你可记得过去的时光,

天黑就要把铁丝网的门关,

还要伏在屋里等天亮,

怎样的苦除非你去尝。

如今结束了紧急状态,

苦味还留在人们的肚肠,

到那一天啊!

才能解除得舒舒畅畅?

又一段:“胶园里同伴中了流弹,

半夜的狗吠常使人坐卧不安。

父亲无故远离家乡,

儿子留下纸条不知去向。[12]

(注:1960年,独立的马来亚政府宣布解除紧急法令,但用内部安全法令取代,仍然执行反共政策,发生了有所谓父亲儿子不知所踪的事件,意指他们已参加马共游击队或转入地下工作。)

有了被肯定的成绩后,中国语文学会再接再厉,于1961年再主办第二届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评审员与第一届一样。刘世朝在评语中这么说:“如果说上次的作品是由「侨民文学」进到「马华文学」,那么,这次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说是已倾向「人民文学」了。这次的作品中,还有这样的两大特点;现实性──大部分的作品,取材都非常现实;‚人民性──大部分的作品均洋溢着对自己祖国土地的丰富的、深厚的感情,热爱人民。所谓「大汉沙文主义的色彩」是丝毫没有的。不过在技巧上还需要磨练,毕竟「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杨守默(杏影)的评语是:入选的作品具有相当水平,并不亚于副刊上所刊出的作品。

吴之光(方修)则认为本届的诗歌比赛,成绩比去年好,其中至少有三篇作品,可以代表目前马华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李星可(星洲日报主笔)认为作品在语言的应用上,很通俗,很动人。诗歌方面有几篇,具有民歌的风格。

在入选的诗集中,首名是山河的《无名河,哼哀歌》,次名是韩玉珍的《丹那苏布尔》,第三名是雷金的《我永远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入围者有凌枫的《山岗之歌》,鲁焰的《沉默的人说话》及柯戈的《一个女人站在细长的小路上》。这里且摘录一首入选佳作《山岗之歌》,因为它是描写南大的苦难与成长:(这一段写林语堂的):

当妳到了妳目的前几个夜晚,

妳又碰到一个不幸的灾害,

为了美国那个幽默专家,

你弱小的生命差点就送掉。

他不羞耻地出卖了「吾国与吾民」,

来到这里还以为是他的天下,

终究是我们大家的不幸,

他装满了荷包滚回他的鸠巢。

(下一段写南大商学院的一些同学要退出学生会,涉及了左右两派的斗争,但右派势力终斗不过强大的左派势力)

为了不缴会费还要退出学生会,

像流氓们的威迫师长,

如狼似虎的大闹大喊,

更不知羞耻地在报上宣扬。



同学们对他们都恨透,

这是被人利用,

后面有撑台的主子,

内里隐藏着最可耻的阴谋。



结果陈主席为大家主持了公义,

退出学生会即否认自己的学籍,

庄校长也一纸通令,

闹事的人立刻办理退学手续。

美丽的山岗不容许豺狼进来,

山岗是我们的摇篮,

我们每个都紧握着刀枪,

不让敌人来侵犯。



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天地,

就是为了去寻找做人的真理,

我们活着不是往腐朽的路上走,

而是追随世界最前进的潮流。



在我们走过的道路上,

遍地是荆棘野草,猛兽豺狼,

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

我们沉着意志坚强应战。



我们没有一声妥协的哀叹,

凭着一股坚强的力量,

即使现实怎样的不良,

我们朝向着理想。



在过去那阴暗的日子里,

为了拯救民族教育的灾害,

我们年轻的力量,

也曾使祖国掀起巨大的浪潮。



而今日,我们的亲人和友伴,

心里一样埋藏着忧伤,

然而在战斗的时刻,

只有一句话﹕要坚强!



我们来自祖国大地,

在一样崎岖的道路上前进,

我们经得起暴风雨的考验,

我们已经锻练得更强健。



我们怀抱着最强烈的爱与恨,

我们发扬着最优秀的精神,

我们把青春献给最理想的事业,

我们迎着那最崭新的潮流。



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

有一股青春的力量,

正待像鲜花一样地开放……[13]

这首诗的写作口语化,虽有激情,但缺乏诗的语言与艺术,因此读来如同散文。全文的内容充份地表现了南大学运的左派已成为中流砥柱,呵护着南大在挑战中成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继后,《全校性的文艺创作比赛》移交南大学生会主办,也是办了两届后就停止,客观环境变化已使到南大处在狂风暴雨中。这后两届(1962-1963)及(1963-1964)的比赛入选作品,更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战斗性,凡不具备现实主义的作品,将无法登上南大学生会的“圣殿”。比如荣获(1962-1963年)创作比赛特优奖(诗歌组)的《茉莉公主》,就被方修形容为马华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的巨构。[14]而荣获(1963-64年)创作比赛诗歌组特优奖的《南大颂歌》(文前已有摘录)及小说组特优奖的《热爱土地的人》(流军)的创作都和处在变革中的社会紧紧挨着。

(四) 贫农作家李贩鱼和山河


再有两位南大出生的左翼诗人是同时期享誉诗坛的,诗的形式与表达极为相似,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政治色彩。李贩鱼(1941-1998)原名李大倍,又名李庆忠。1963年南大中文系毕业,任职于商界。1998年病逝,享年57岁,可谓“天妒英才”。先后出版了《在生活的道路上》、《李贩鱼诗选》及《上海滩》散文集。这位擅长写诗的现实主义诗人在六十年代崛起,他的第一篇成名诗作《寡妇和独生子》发表在改革后的南大《大学青年》第三期(1960年10月)中,用的是「夏丹」的笔名,似乎是作者本身生活的写照。(节录):

《寡妇和独生子》

“我是个独生子,

我妈是个寡妇。

三岁时我没有了爸,

我妈廿七岁就没有了丈夫。

为了要让心爱的儿子读更多的书,

我妈宁愿作佣人任人吩咐。

一个月八十块钱,

就买去一个人的幸福。

为了卖金鱼有五六块的收入,

我还得每礼拜在路旁吞尘土。

当我在大学中「享福」,

我妈仍在地狱里受苦。

我穿旳是白衣蓝裤,

我妈穿的是破衣服。

戴上方帽子,穿上学士袍,

眼前就是幸福的路。

我寻找,我彷徨,

那里是幸福的路,我越来越胡涂!

当儿子正陷入惆怅的漩涡,

您一句话把我心上的迷雾驱除;

读书得越多越胡涂,

为什么老想着自己的出路!

别忘记帮忙过我们的胶林朋友,

别忘了他们的幸福!

妈啊,从您的话里,

为儿的已经找到正确的路![15]

作者在发表这首诗时,尚在大学二年级,但也从生活中悟出一条大道理;毕业后要走一条群众的道路。诗人槐华就指出,夏丹后来使用李贩鱼这个笔名可能使因为他年青时曾在街边卖过金鱼。李贩鱼是贫农出生的儿子,所以具有“无产阶级”的形象,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起其它知识分子,他更有其典型性。在这方面,李贩鱼也不负左翼运动所望,他接下来(1961年起),几乎每届都参加南大全校文艺创作比赛,而且每每得奖。例如在1960/61年以《太阳坐了监》一诗荣夺诗歌组第一名,又以《太阳失了光》一诗获入选奖;1961/62年以《我永远站在祖国的土地上》荣获诗歌组第三名,又以《沉默的人说话了》获得入选奖;1962/63年以《一颗伤心的老松树》荣获第三名及1963/64年以《南大颂歌》荣夺创作比赛特优奖。

李贩鱼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他用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的语言写出一篇又一篇革命诗歌,成为那个年代闪耀的篇章。他的诗的语言是浅白的,不是艺术的语言,却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一面。他的一些诗句多少具备了美学的结构,更有“两结合”的典型。这也是为什么李贩鱼的诗受到普遍的欢迎而具有感染力。这类的文学正是六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最大要求。无疑的,作者已归属于革命文学的队伍中。所有的得奖作品在1965年由作者自辑成书,出版了《在生活的道路上》的诗集,深入年青人的心。

除了已在前文引述作者的《南大颂歌》及《寡妇和独生子》之外,下面的一些篇章是被人称颂一时的:

《我永远站在祖国的土地上》

站立在岸边的椰树,

到底是什么引起你的遐想?

茂密的胶林,

你的胸膛为什么终日滚翻?

我的祖国名叫马来亚,

她就在那赤道边缘,

太阳一出现,

第一道阳光就照在她身上。

在这样富饶的地方,

无数的人都像我一样,

被贫穷百般戏弄,

被贫穷囚禁在祖国一边!

霹雳河啊,

为什么你一直这样悲伤?

从来没有一声的快乐歌唱!

只有长年累月的唉叹、唉叹。



然而我决不会像燕子一样,

轻易地离开家乡,

我要像胶林一样,

永远站立在祖国的土地上!



《沉默的人说话了》(摘录)

艰苦的斗争,

胜利了!

被压迫的人,

抬头了!

长期沉默的人,

说话了!

大海有风又有浪,

钢铁越练越刚强,

教导工友学文化,

教导工友认识社会不合理。

又说水有源来债有主,

人民生活会痛苦,

殖民主义躲在我们背后!

又说天大地大人民力量大,

不怕天崩地塌,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16]

李贩鱼的诗作是用苦难和泪水堆砌而成,又用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社会,爱国主义的情感流露其中。有如其诗句中所言“粉白的墙闪着光”。这一道光投向社会主义,就是作者把诗当作武器的一个有力见证。

另一位与李贩鱼齐名的是山河,原名陈川波,1943年生于槟城,1948年移居新加坡。1963年毕业于南大中文系,也使用长河等笔名创作。曾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目前在银行界服务。出版的作品有诗集《无名河,哼哀歌》、《掠过夜空的彗星》,散文集《事在人为》,评论集《木石集》及《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但他享誉文坛的是在南大时期的诗作。他以《捐躯》荣获南大1960/61文艺创作赛诗歌组第二名,又以《无名河,哼哀歌》荣获1961/62文艺创作赛诗歌组第一名,使他在左翼诗坛占有一席地位。他模仿中国的叙事诗描述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哀。诗人风沙雁形容山河的诗歌朴实无华,在叙事中夹带着浓郁的抒情气氛,深受民歌与曲艺的影响,手法熟练,形象鲜明,善于运用节奏来表达诗中人物的心态,且善于押韵。[17]且读读山河的成名代表作《无名河,哼哀歌》,便可从中了解山河的“现实主义”创作已具备阶级的爱与恨,并刻划出贫农的悲哀与商人地主的残酷剥削,乃至对新社会的向往。

以下是《无名河,哼哀歌》的摘录:

歌儿好唱口难开,

农民的怨愤无处说。

这是个横蛮的社会啊,

有钱的能把公说成婆;

他们昼夜干杯欢舞,

哪管穷人泪水流成河。

X    X    X

小农的经济像小船,

巨浪一推就翻了;

巨浪是贪心的中间商,

他们专打小农的算盘。

X    X    X

地愈耕愈瘠,

锄头用钝了几十把,

骨头快磨烂,

血汗快榨干,

人老了,孩子在长大,

啊,贫穷这重担几时能过去?

X    X    X

想几十年来流血流汗,

把荒芭变成了大好园地,

没有良心的地主全不念过去,

翻脸无情迫他们搬。

X    X    X

第二天晚上,

乡会召集村民大协商,

悲愤满会场,

台前的标语射出眩耀的红光,

会议在风暴般的掌声中开始了,

第一句就骂地主太野蛮。

X    X    X

乡会先生说得对啊,

社会不好坏人称霸,

今天咱得起来反迫害,

咱得拢紧靠乡会大铁山!

X    X    X

老汉的话赛过洪钟,

大家的心都起了反响,

一根竹竿容易折,

十条纱线难拉断。

X    X    X

风、雨、雷啊!

尽量施展你们的技俩;

人民心底怒火是不会灭的,

它将烧得更辉煌!

不公平的社会,吸血的蚊虫,

连同害人的豺狼统统要烧光!

X    X    X

没有了欺压、剥削的坏人,

没有了诈骗、迫害的勾当,

人民当了家作了主,

农民都有自己的农场,

大人吃得饱睡得甜,

小孩读书、唱歌、欢笑……

啊,黑夜被彻底赶走,

明亮亮的太阳不落西方……

那就是多么幸福的人间天堂![18]

山河的诗集是在1962年创作的,荣获南大生文艺创作诗歌组第一名,但没有结集出版。在1967年时,作者作了局部的文字修改,加进一些来自中国民歌的词句,尤其是影片《刘三姐》在马新演出掀起热潮后,作者抓住《刘三姐》的艺术语言,补充进其诗篇中。例如“老汉的话赛洪锺,千箩万箩也不够装;人说鱼离开水就死,花离开土就枯黄”等等,都有民歌的特色在里头。作者山河又加进对新社会的憧憬,以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这些词句在62年创作时是没有的,可见五年之后,作者仍然坚持「明亮亮的太阳不落西方」,意思是说,明亮亮的太阳(意指新社会)已落(射)在东方而不是落(射)在西方,从而照亮东方的世界,也就在东方出现一个人间天堂了……那就是「太阳出现在东方」的颂赞,此时中国正值掀起“文化大革命”,作者希望更多的人写出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和意愿的作品。[19]不知为什么,作者山河这本结集至1971年才出版?其中间隔四年,此时还是处在“文革”的浪潮中,也就不失其意义了。

(五) 扑朔迷离的韩玉珍


在南洋大学先后主办过四届的全校性文艺创作比赛中,有一名在创作比赛中展示雷铤万钧之力而出类拔萃者莫过于“韩玉珍”这个人。他被文史学家方修赞誉为马华诗歌塑造一个新里程碑,可见在他之前,并没有一部作品能享有这种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在马华左翼文学中,作者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诗(允许用神话和传统反映和暴露现实社会)简直把中国热切推行的文学创作“两结合”通过诗篇凸显出来。

韩玉珍先在1961/62年的文艺创作比赛中,以《丹那苏布尔》(童话诗)荣获诗歌组第二名,继于1962/63年的文艺创作比赛中,以“石破天惊”的创作《茉莉公主》荣夺诗歌组特优奖。这部巨著于1964年出版,列为南大中国语文学会丛书之一。究竟韩玉珍是谁,他为什么有如此天赋的诗才,把马华左翼文学的创作推向一个新高点?这是多年来混淆不清的迷团。根据手头资料,韩玉珍的原名有三个名字,到底那一个才是其本人呢?先提出两个受质疑和错误的原名介绍:第一个是出现在中国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一书中,它介绍韩玉珍原名李春松,为马来西亚霹雳州人,南大经济系毕业,并说他曾在《星洲日报》任职(更误会为女性)。[20]

第二个是欧清池(风沙雁,瑶岗),他在《新世纪》学刊中说韩玉珍生平不详,似乎是印度尼西亚公民,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21]但他又在《南洋大学史论集》中指韩玉珍原名李庆扬,毕业于南洋大学。[22]上述这些个错误传述已久,许许多多的南大校友,包括笔者在内,也未能真正了解其身份。当时人们只能“确定”他是南大校友,因为南大的文艺创作比赛只供校内生参加,不能由外人参加。有学者(包括专门收集马华文学史料的李锦宗)与笔者一样认为韩玉珍当年参加比赛是“借用”南大生的名字上报,得了奖之后,只见韩玉珍三个字不见其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杰出校友”,实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阴差阳差地把他当成李春松的人大有人在,笔者也曾是其中一位。

不过,准确地提出韩玉珍的原名的应是名诗人槐华,他在其所编的《半世纪回眸》一书中指韩玉珍原名林君靖,1937年出生于槟城。[23]事实上,最为准确揭开韩玉珍其人其事的是韩玉珍本人提供给“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当局之论文和个人简介资料。据整理研讨会论文成书的编者这样介绍:韩玉珍,原名林君靖,1937年出生于马来亚的槟城,锺灵中学毕业,后负笈中国,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5年以穆春迟笔名倡议“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号召马华作家掦弃“侨民”意识,以主人翁姿态创作具有马来亚地方特色的作品,并与冰梅(按冰梅原名杨志针,后改名杨益春,1955年离开槟城前往新加坡,是50年代杰出的杂文家,1956年在新加坡筹组“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不幸被捕下狱,1957年被解递出境。1960年在厦门大学外语系毕业,曾留校任助家,后迁居香港长住)(参阅《华文作家群象》,255页)积极推动“新加坡文艺写作者协会”。1963年受聘海外华文日报总编辑,后从商。创作以诗为主,写理论、杂文、散文、政论,后致力于小说创作。著有《茉莉公主》、《丹那苏布尔》、《永恒的主题》(散文集)、《柏斯布狄岛》(小说)。他的诗篇《茉莉公主》及《丹那苏布尔》以马来民间传说和神话为题,歌颂正义,鞭挞邪恶,被公认为马华诗艺的两座丰碑。他的其它笔名有努山塔拉、林梵、孙希等。[24]我们至此总算是明白韩玉珍的身份了,可惜他没有附玉照刊在作者简介内,以至他的庐山真面目未公开曝光。以这样的资料来看,我们过去都对韩玉珍知之不详,只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诗人,现在得以厘清多年的疑点。但美丽的误会竟然流传四十年有余,谁也不愿意揭开这神秘的一层,因为一旦把身份抖出,韩玉珍就不是南大的校友,而是北大的校友。由于事隔这么多年,南大也已不存在,没有人再争议为什么不是南大生可以参加比赛?反而珍惜他为马华左翼文坛留下美丽和永恒发光的诗篇,毕竟作者本人是马来西亚人,列入马华作家行列,实属合情合理。

槐华形容韩玉珍才思之敏捷,诗章之超长,至今是南洋的荷马(虽然放了一个问号,但也未有人跨越过他)(见《半世纪的回眸》,15页)。对韩玉珍的两部名诗作较为生动与细致的评析的是著名作家原甸(他自称不认识韩玉珍其人,也不知其真实身份)。他说《丹那苏布尔》(长达2540行。刊在《大学青年》第八期上缩成2077行)及《茉莉公主》(长达7000行。出书时缩成5107行)在马华诗坛或者在整个汉语文诗歌领域内都是罕见的鸿篇巨制。《丹那苏布尔》的题材取自马来民间传说,而《茉莉公主》取自哪儿的传说则不祥,因为马来民间传说没有这样的记述(也许加入印度尼西亚的民间传说),不过肯定作者给予很大的补充、发展和加工。

无论如何,原甸形容这两部创作的共同特色是艺术的浪漫主义光华照耀,始终瑰丽夺目。充份地显现了诗人奇特的艺术的幻想,巧妙的想象,精辟的比喻,生动的刻划,在全诗中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给,悦心诚服。

原甸又认为这两部长诗是马华诗坛上两座巍峨瑰丽的殿堂,建筑者诗人韩玉珍鬼斧神工,运心独具地完美地建筑了它,每一个情节与每一首的诗句,语言都是这两座殿堂的白玉般的大理石。诗人天才地、天衣无缝地砌成了它,马华诗坛应该以有如此气魄的诗的劳动者感到骄傲。[25]

不错,韩玉珍的诗作是划时代的巨著,他打破了马华诗界一向以来用朴素的语言,用口语化的语言来反映生活和斗争,他转而用神话来投入现实的社会,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为劳动人民而歌唱。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韩玉珍在中国进入一切讲求政治和逐渐重视阶级斗争的年代,他的诗作在那个地方是极不容易被重视的,唯有拿到南大的学运界一展长才,结果正符合了马华左翼文学的需求,终于一炮而红。不过韩玉珍也没有忘记把中国的叙事诗(以神话传说为主题,突出现实主义)带入马华诗坛,让它与时代(指中国)的脉博一起跳动,散发出“两结合”的内涵。且让我们读读《茉莉公主》长诗中一些突出的诗句,即可明了作者所要表达的立场和所要贯穿的战斗精神。他生动地刻划出女皇的权力狂和无穷的欲望,形象十分明显。这是典型的叙事诗。

女皇:哈哈!哈哈!……

世界-你听到了我的笑声?

……

世界呵!假如你要听

你就靠近到我的面

人们呵!假如你们有要求

你们就快走到我的阶头!

天生了我

世界便属于我!

你们尽可以选择

但最高的权选在于我!

如果世界属于别人

那我还有什么心思

呵!你们快来选择我的选择!



你们要一字不差地

运用我的语言

虽则你们没有什么头脑

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我;就是意志,就是力量!

我手一挥

前面就要让开路!

你们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你们不容许有任何怠忽

我的意志一到

你们就要接在手上

好像马拉松火炬

把它在世界传扬!



我的意志那你们的幸福

我的计划那你们的前途!

你们今天来到我的宫殿

为的是向我提出要求

你们等待我神圣的答应!

你们是我的臣民

当然崇仰你们的母后!

要是我向你们其中一个发问:

喂!冬卡·安·宋邦公主等于什么?

你怎样回答你们的女皇呢?

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普通知识

人民知道它就像知道要吃饭一样!

就算那分不清天和地的农夫

就算那盲的聋的哑的也全知道!

「冬卡·安·宋邦公主等于

独一无二的美丽公主

我们至高无上的

伟大神圣的女皇!」

X    X    X

权力还能够用道德来做踏脚板

权力还能拿正义来当自己的旗杆

在权力底下高山低头

在权力底下的河海变色!……

X    X    X

唔唔!权力是一个最坏的处女

她会对魔鬼也说:我爱你!

而魔鬼最爱对她们发誓:我爱你!

X    X    X

如果你要权力与日俱长

如果你要荣耀遮盖太阳

那你就要教人们无耻

那你就要使人们自私!

在描述女皇的残暴与专横的一面后,韩玉珍又勾勒一个善良公主反抗压迫的一面,她是女皇最小的茉莉公主,女皇要他下嫁马六甲王子,但她坚持与猎人纳奇达·慕塔私奔,寻求自由的生活,即使后来被马六甲王子抓着,纳奇达屈服叛变了,茉莉公主则顽强地斗争,直到筋疲力尽。韩玉珍的笔下突出了一个美丽的形象:

茉莉:我的身体

已经残破

而我的信仰

更加完善!



生存

而更重要的是

战斗!

世界上再也没有

任何东西

比人

更加伟大

我走遍每一个人类的心的原野

我发现着人类的希望!

只有一个

强有力的制度

能扫荡

这杂乱的人间!

我愿以我

受伤的肩膀

背负着

沉重的地球![26]

当茉莉公主倒在大河旁的草丛时,那里升了一座万丈的高山,鼓舞着布沙加人民,与马六甲军队作战,布加沙人民永远记住他们心中的太阳-茉莉公主反抗暴政的英勇事迹。

另一方面,韩玉珍的《丹那苏布尔》长诗内有下列强烈对比的阶级仇恨:

最有效的法律

保护着奴隶

教他们永远

能够安然

蹲在牢狱里!

X    X    X

奴隶们的手

推翻牢狱的墙

奴隶们的脚

踢破泥土飞扬

奴隶们的头

撞倒了铁闸……

X    X    X

人群

扯起一条河

把翻腾的水

泼上天空!

人群

举起一座山

把沉沉的山

抛向天空

地要沉了……

天空要碎了……[27]

因而他的诗甚至被中国的著名学者形容为“展示了文学创作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它们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既是传说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它们(指两部长诗)的出现不仅丰富了马来西亚的文学宝库,而且对于当代马华诗歌的发展和繁荣,起着借鉴和滋润的作用。[28]

其实,韩玉珍是在1958年就和南大攀上关系,但不是学生关系,而是作者关系,在第二期的《大学论坛》中(1958年11月26日出版),就出现一篇孙希撰写的诗歌《神鹰飞!神鹰吼》,内中含有作者一贯的豪迈气魄。后期的韩玉珍转向写小说和哲学性的思想文章,不再有《茉莉公主》之类的划时代的“惊世之作”。

文学界一向把韩玉珍列为南大生行列是因为两部诗作也成为南大“文学史”上的一个代表作,大家都不忍把他移开。我们就不妨在文学领域中把韩玉珍归纳到与南大生共呼吸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左翼文学作家。至于后期的转变,那是后话了。但作者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内涵,因为他说:“人,作家,永远是社会的,而文学,永远是社会的”。[29]

正当毛泽东在1962年将政治抒情诗奏出战斗的篇章,其它南大生的政治话语比起槐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越唱越起劲: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要把火热的爱国诗篇

传遍祖国的山林和大海边

人民的心声就是火

我们要把它点燃

让祖国的土地烧得红透天

——岭上青《我们的生活变了模样》[30]



她心里有火,

她要燃烧,

她苦恼着──

怎样把自己烧成钢铁,

用钢铁的手臂,

去改造这儿的高山、平原、河川,

去洗掉腐朽和肮脏,

她心里的理想──

是远方春天的草原那个模样,

也许更美,更灿烂!

——黑土《在大道上走着一位年轻的姑娘》[31]

伴着政治局势的演变,南大生带领的文化统战也谱出了与毛泽东思想相同的乐章。为的是:

我们要用真理的光辉

照亮乡民的心房

我们要让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未来的日子里

快些诞生在人民的手上

——史英《响导让我来当》[32]



你们把痛苦变考验

你们把愤怒变成力量

你们立刻行动起来

跟我们并肩作战

巨大的痛苦和愤怒

使你们的心

充满着

复仇的烈火

你们庄严地

宣誓

──反抗迫害,保卫南大

——《三八献诗》[33]

因为南大生的“思潮起伏”,“云南园的才华在那为期不远的日子里,终有光芒四射的一天,照耀我们,也照耀这半岛(指马来亚)的土地”。[34]

抑有进者,“当那东方红轮放射千朵万朵线的金花,当那朝霞染上了七彩,你万万不可错过这幅惊人的杰作;恬静的山野已经不再寂寞

──是鸟的歌唱为它编织了交响曲”。[35]

[1]《南大颂》,人间出版社出版,1955年,第43页关于「《南大颂》的工作报告」。

[2]《南大颂》,新加坡1953年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编辑,人间出版社出版,1955年。

[3]《南大颂》诗集有关第2-12页中季新撰《诗和南大颂》一文。

[4]李贩鱼著《在生活的道路上》,天桥出版社出版,1965年,第41-58页中的《南大颂歌》。

[5]杜红著《树胶花开》诗集,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58年,文中引述的诗取自这本诗集。

[6]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458页引述1959年《行动周刊》第九期。

[7]槐华著《水塔放歌》,长空文化出版社出版,1962年,文中引用的诗句皆取自这本诗集。水塔是指南大校长岗上的蓄水库。校园道路两旁种满相思树。

[8]原甸著《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及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年,第146页。

[9]《新世纪学刊》第三期,斯雅舍出版,2003年,第4页。

[10]《云南园》,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4年6月10日,第3-4页。这是一份非卖品,即意《大学青年》在62年不获准出版准证后,就不能公卖,而在风雷激荡的年代,南大生继续发出战斗的声音。

[11]槐华编《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及137页。

[12]《大学青年》第五期,南大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第五页。

[13]以上诗篇摘自《大学青年》第八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62年4月27日,第1,2,26-29页。

[14]方修著《文艺杂论二集》,星洲书屋出版,1967年,第4页。

[15]《大学青年》第三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0年10月,第14-15页。

[16]李贩鱼著《在生活的道路上》,天桥文化社出版,1954年,第1-6页及31-40页。

[17]《新世纪》第三期,斯雅舍出版,2003年,第7-8页中有关瑶岗(风沙雁)撰《新华当代诗人评介》。

[18]山河著《无名河,哼哀歌》,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1971年,文中摘录的诗句引自这本诗集。从作者创作的年代到诗集出版的年代,反映出马华左翼文学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而起舞。这一阶段是中国酝酿阶级斗争的文革到文革掀起高潮,所以这部以农民要翻身的长篇叙述诗很能显示出马华左翼文学己走阶级斗争的方向。

[19]山河著《无名河,哼哀歌》诗集作者后记,写于1967年,但书是在1971年才出版的。

[20]陈贤茂、吴奕锜、陈剑晖及赵顺宏合著《海外华文文史学初编》,鹭江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312页。

[21]《新世纪学刊》第三期,斯雅舍出版,2003年,第6页有关瑶岗撰《新华当代诗人评介》一文。

[22]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4年,第270页中有关欧清池撰《为新华文学增添色彩的南大校友》。

[23]槐华编《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24]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第32页。

[25]原甸著《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及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年,第152-156页。

[26]韩玉珍著《茉莉公主》,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64年。

[27]《大学青年》第八期,南大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2年,第8-24页。

[28]陈贤茂、吴奕锜、陈剑晖及赵顺宏合著《海外华文文史学初编》,鹭江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314-319页。

[29]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第45页中有关韩玉珍撰《方修文学与现实主义》一文。

[30]《大学青年》第十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2年10月24日,第15页。

[31]《大学青年》第十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2年10月24日,第30-31页。

[32]《大学青年》第十一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2年12月30日,第5页。

[33]《学生会会讯》,南大学生会出版,1964年5月15日,第5页。

[34]《大学论坛》第二期,南大学生会出版,1958年3月30日,刊登陈新的散文《生命的呼唤》。

[35]《大学论坛》第三期,南大学生会出版,1958年5月23日,刊登野的《云南园的黄昏和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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