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中国的革命文学或马华的左翼文学，它们基本上源出于一系，那就是苏联革命成功后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鼓吹的“文学革命”，是要系统地吸纳现代西方文学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学。五四先导者从西方引进现代性（科学、民主），倡导世界文学，认为中国文学只有学习西方、汇入世界文学之中才有前途。可是“五四”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本身不能立竿见影地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的变化，不能发挥与政治相结合的「文以载道」（政治改革）的功能；而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运动又波澜壮阔地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文学革命”也就转化为“革命文学”，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接轨成了唯一的选择。
马来亚远离苏联，未能直接受到苏联“革命文学”的影响，但马来亚的华文报刊和作者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因此便由南来的文人直接加以传播。当“革命文学”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年代，马华文坛也加入了这场带有政治使命的运动，称之为“新兴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别称）。这样，“左翼文学”就发生了。
本章将以中国的“革命文学”作为开头，论述在其影响下的马华“新兴文学”。在时间上是从1926年到1936年，为“革命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一节 中国革命文学的源头
所谓“革命文学”的发源地是苏联。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之配合，于是就产生了后来传播到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学”。
一、“拉普”拉开了序幕
1917年10月俄国革命胜利，同月在彼得格勒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市代表大会，提出了后来被批判为错误的方针：由它独立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可以从生产方式中简单地得出艺术规律，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文化王国及ƒ企图直接从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中归纳出无产阶级艺术的特点。列宁驳斥这是一派胡言，并在1920年明确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因而在192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议决”，要求清除党内“小资产阶级市侩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毒害”。继之在1923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第一届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成立《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莫普）。它宣称“无产阶级文学”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创作基础，把当代的现实主义生活（无产阶级就是这个生活的创造者）以及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革命浪漫精神以及它在未来可能取得的胜利作为创作精神。到了1925年，又再扩大到俄罗斯，以“莫普”为中心，成立“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RAPP），巩固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1928年，在苏共领导下，再一次扩大到全国，召开了“第一届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简称“伐阿普”），以期将无产阶级的文学观扩展至全苏联，包括加盟共和国。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无产阶级的文学路线。
尽管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组织，但“拉普”则是进一步发展了“莫普”通过的纲领，坚持文学的阶级性和左倾思想。它给中国文学向左转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推进的历程。“拉普”的决议指出，文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对中间分子的领导权而进行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最后场合之一；否定在文学领域内不同的文学思想流派可以和平合作与和平竞赛，同时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贯坚持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调和、不可容忍的。[2]抑有进者，俄共中央政治局在“拉普”成立后的三个月（1925年6月18日），正式确定党领导文学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根据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作为基础而形成的。[3]较后，“伐阿普”也进一步发扬“拉普”的理论，认定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先得研究马列主义哲学。因此也只有“拉普”这些无产阶级作家才能掌握，其它人因为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只能望文兴叹。[4]不论是“莫普”，“拉普”还是“伐阿普”，这三层组织在理论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便有所争辩和批判，也还是以“拉普”思想作为主导的核心。
学者艾晓明对“拉普”有这样的评价：“从1926年到1928年，‘拉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早期‘岗位派’（指1923年6月，‘莫普’成立后推出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在岗位上》，用以指明较早时的文学路线称之为‘岗位派’，而‘拉普’则在1926年3月创办《在文学岗位上》，以有别于《在岗位上》）的狂妄自大和粗暴专横，但仍坚持早期‘岗位派’的一些观念，如始终把艺术看作传达思想的手段，忽视其反映生活的美学特性，后来承认了艺术的客观认识作用，又过份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影响，在艺术实践上这导致完全服务于当前政治任务的急功近利主义”。[5]
“拉普”提倡心理描写，要求表现人物的理性与直觉，意识与下意识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活人论”。与此同时，它又积极提倡列宁所说的“撕下一切假面具”，无情地揭露现实的手法当成无产阶级的另一创作原则。它认为这是无产阶文学的基本口号之一，包含着“拉普”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提法的认识及“拉普”反对文学中机会主义的粉饰和吹嘘的认识。循着这一方向，“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被提了出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把哲学方法论强加到文学创作上来，并且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创作方法，而浪漫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歪曲了恩格斯反对“席勒化”的思想，甚至提出了“打倒席勒”的口号。
在对待文学创作上，斯大林先是肯定“拉普”在文学上的领导角色（1929年致“拉普”的信中如是表示），造成“拉普”内部有一部分人过去的左倾幼稚病重新发作并日益膨胀起来，也在后来引发“拉普”的两次分化。为了巩固“拉普”的主流地位，当权的“拉普”派系在1930年9月竟发起“工人突击队运动”，号召工人突击队投身文学，把大批水平不高的“工人突击队”拉入“拉普”队伍，借以炫耀自身的无产阶级性质。[6]（“拉普”成员原只有1800人，由于在工厂中发动工人参加后扩大为10000余人的队伍）。这种乱套和极端的举止，加上对斯大林的“反右斗争”表现出不够积极的立场，学者马龙闪有如下的评价：“事实表明，“拉普”为自己同共青团争论中的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这场争论使党的最高方面最终看到，“拉普”并不是紧跟“反右倾”斗争及其以后的中央路线的，在不少地方它已经越出了这条路线的轨道。在“反右倾”斗争以后，共青团方面和哲学界新领导争取的一些重要行动，往往是反映苏共（布）党的最高意图的，可是“拉普”却自恃自己在文坛的“亚领导”地位，而敢于同共青团方面和哲学界新领导相对抗。凡此种种，已使苏共中央看到，“拉普”已不再能充当联合左翼文学的核心力量了。于是在1931年11月时已决定对“拉普”进行改组。[7]然而，改组“拉普”并不被斯大林所苟同，他要的是从组织上改变这一局势。这样一来，为了坚决贯彻反右倾和集体化的思想路线，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及一切阻碍这一路线的力量也采取了严厉无情的行动。因此一个新的组织用以取代“拉普”等机构是必要和势在必行的；尤其需要清除理论家布哈林的思想政策对“拉普”的影响，布哈林被指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者”。[8]“拉普”也被认为在搞宗派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
二、斯大林一统苏联文学
1932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取消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换句话说，伐阿普、拉普及莫普的三层组织已被认为妨碍文艺创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被取而代之。‚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并且乐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联合到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中去。在协会中设立共产党的党团。新的“苏联作家协会”的主席是消息报主编伊凡·格隆斯基，而著名左翼作家高尔基任名誉主席。“拉普”的命运至此告终。[9]新的组织显然是要带出斯大林的统治模式和文艺政策，在吸收“拉普”的理论和经验后，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
斯大林（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住所召开的一次文学家座谈会上，有45名当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与席）说：“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他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察觉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0]
高尔基作为一位革命前的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戏剧作家，他成为斯大林文艺政策的一面旗帜，对斯大林的文学政策作了强有力的补充：“要使劳动人民成为我们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同时他也认为这种现实主义是可以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他说：“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11] 这就是说，高尔基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红色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调和统一的，用以取代过去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完美”起来的是行政领导者日丹诺夫。他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的讲话，标志着在苏联文化生活中开始了他的统治。他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
“正如苏联文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和成就的反映’一样，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苏联作家应该思考斯大林给于他们的称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思考这一称号赋予了他们何种责任。这就是说，第一，要知道生活，以便善于在艺术作品中把它真实地描写出来，不是烦琐地、不是死板地、不是简单地描写‘客观的现实’，而是要从其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必须和那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12]
在改造文学组织后，斯大林成功地把高尔基推向前台，又把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及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作为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梅特钦柯在其《继往开来》一书中，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富尔曼诺夫、列昂诺夫、托尔斯泰及费定等人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始人”。
整个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它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必有闻必录地摄制生活的一切，而是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本质的真实，它要求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把握和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社会中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要求反映生活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本质；ƒ艺术作品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这是检验艺术效果的尺度。[13]
1934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如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理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自此之后，党和国家，尤其是斯大林完完全全地控制了文学路线和文艺创作。文学和政治结盟，成为政治的工具。[14]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才又逐渐地“解冻”对文学的束縳。
综观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无产阶级文艺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深深地影响中国革命文学路线，进而通过中国文人的南来，把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传播到远离中国的马新社会。苏联文学、中国文学、马华文学的三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影响、传承、接受的关系，也有争夺马克思主义发言权的内在冲突，这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历史阶段的变化，点出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和差异，以了解半个世纪以来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表象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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