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造社与“左联”
可以这么说，从20年代初期到末期，以“拉普”作为起点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已被引进中国，并形成新文化运动的逆转。
正当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凸现一个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吸纳了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成为推动“革命文学”的旗手，从而引发中国文学急切地向左转，放弃了五四“文学革命”之路。
一、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
打响革命文学第一声的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1]，他在1923年率先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起批判，并提出“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2]又于1926年正式提倡“革命文学”，揭开“革命文学”的序幕。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郭沫若说，“真正的文学只有革命的文学，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为什么呢？因为当前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而军阀的后台老板是帝国主义，因此，革命文学的主张者认为：“要彻底打倒军阀，非彻底打倒帝国主义不可，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就是世界革命，是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而中国的民众都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了。因此我们得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走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采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3]
社会矛盾激化以及民族危机加深是从启蒙到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动因，促成了从五四到五卅的历史转折。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酿成震惊中外血案，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拘捕53人惨案），[4]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情绪，导致中国从启蒙转向革命。郭沫若也因此愤而改变立场，用笔作为武器，用“革命文学”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祖国。
由1926年到1929年，创造社已介入政治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瓦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并追捕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迫使后者于1928年起在日本流亡10年。但“革命文学”并未因而被扑灭，包括创造社的人，如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杨邦等人在武汉增办《太阳社》，它秉承《创造社》后期的路线。他们深受苏联“拉普”文学理论的影响，高举革命文学旗帜。1929年9月被南京政府查封，蒋光慈等人也东渡日本（在这一年初创造社已被查封）。在这之前《创造社》与《太阳社》曾向鲁迅发起进攻，并且批判茅盾等其他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文坛掀起论战。参加笔战的有郭沫若，蒋光慈，成仿吾，李初梨等人，他们直斥鲁迅是“向中国封建势妥协了的资产阶级”，是“二重反革命人物”。[5]拿鲁迅来祭旗是因为他代表了五四文学革命中新一代的文学家，在他们看来，五四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是西化的文学，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只有打倒鲁迅才能使“革命文学”快速成长。因此可以看出，革命文学扭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方向，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反动。中国文学进入一个转折点，即由争取现代性转向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由启蒙文学转向革命文学（新古典主义）。
这一场论争的“调和人”是支持创造社、但也同情并肯定鲁迅的文学贡献的冯雪峰。在冯雪峰（代表中共的一方）的努力下，郭沫若等人终于与鲁迅停止笔战，也在后来促成“左联”的成立。换句话说，这场论争的结果，在组织上是建立了左翼文学的组织“左联”；在理论上是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创造社宣传的苏联革命文学理论（当时就是拉普派的理论），从而使中国文学思想从五四启蒙主义转向，开始由争取现代性到批判现代性。从1926年到1929年之间的“革命文学”，它只是属于“左翼文学”的“启蒙阶段”，尚未具备完整的理论系统。但是，无论如何，革命文学的基本倾向已经显露。左翼文学理论家李初梨为文学“重新定义”，他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提出文学的功能有三种：文学是宣传；‚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及ƒ文学是一个阶级的武器，有它的组织机能。[6]
总之，在《创造社》及《太阳社》这批人大力推动下（主要指郭沫若、蒋光慈、李初梨及成仿吾等人），苏联模式被引进中国（包括从日本引入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拉普”的思想，因而也有了下列的意识存在：语言大众化和为大众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形式是鞭挞者、讽刺性地和暴露性地揭开黑幕，鼓励群众及ƒ反对个人，提倡集体主义精神。[7]这就与“五四”开创的“文学革命”大相径庭而南辕北辙了。创造社另一猛将成吾仿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下了结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这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8]
二、左联领导革命文学
由于革命的需要和冯雪峰的斡旋，鲁迅终于与创造社的人“化干戈为玉帛”，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通过“左联”将左派进步的作家团结在同一个旗帜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一个统战组织。这样一来，“左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是党加强对革命文艺的领导的标志”[9]已脱颖而出。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这样说：“自从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自动解散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时机成熟而正式成立了。到会的有五十余人，推定鲁迅、沈瑞先、钱杏邨三人成立主席团”。报导又说：“左联的行动总纲领的主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主要的工作包括：提拔工农作家，确定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
“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仅是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10]
鲁迅是大会的致词人，这奠定了他在中国左翼文坛的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对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虽然在以后的日子，文化圈内的左右派斗争仍然激烈和此伏彼起，但“革命文学”无疑已取得第一次的主导权，明显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形成一支“文化军队”。他在成立大会的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提出了三点重要的工作方向：“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第二，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反而弄成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这是指创造社与太阳社与鲁迅一批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论战。鲁迅因此有感而发，希望左翼文坛扩大阵地）。第三，我们应当选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如果人多了，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不要像）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太单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几句话，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11]
左联成立后，对外更积极的吸收苏联“拉普”的文学理论和政治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推介人物就是留苏回国，且一度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
三、全面接受苏联文学理论
由于“左联”紧跟苏联文学理论，在拉普派倒台后，“左联”又全面地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此，革命文学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武器，造成文学与革命政治联姻。学者杨春时对“左联”强化“革命文学”有如下的分析：一是文学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导思想，从而使五四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元文化思潮蜕变为新古典主义；三是大众革命文学理论使文学走向低俗化。[12]
就这样从1930年到1936年是“左联”统领中国“革命文学”的年代。不论是其理论或创作方法都是源自苏联的，但也因为国情有异（苏共当政，中共在野），中国革命文学也具有本国特色。尽管存在着左右翼文学的论争和对中共文学诠释的不同，但其中一个共同点正如周扬（左联时期崛起的文学理论家）所宣示：“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政治。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一个前进的战士，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扬阶级性、党派性，这才是真理的唯一体现者”。[13]于是“革命文学”的特征在以后的一段长时间不断地膨胀，对中国与马华文学的影响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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