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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一章 第二节]



第二节  创造社与“左联”


可以这么说,从20年代初期到末期,以“拉普”作为起点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已被引进中国,并形成新文化运动的逆转。
正当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凸现一个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吸纳了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成为推动“革命文学”的旗手,从而引发中国文学急切地向左转,放弃了五四“文学革命”之路。
一、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
打响革命文学第一声的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1],他在1923年率先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起批判,并提出“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2]又于1926年正式提倡“革命文学”,揭开“革命文学”的序幕。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郭沫若说,“真正的文学只有革命的文学,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为什么呢?因为当前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而军阀的后台老板是帝国主义,因此,革命文学的主张者认为:“要彻底打倒军阀,非彻底打倒帝国主义不可,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就是世界革命,是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而中国的民众都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了。因此我们得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走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采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3]
社会矛盾激化以及民族危机加深是从启蒙到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动因,促成了从五四到五卅的历史转折。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酿成震惊中外血案,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拘捕53人惨案)[4]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情绪,导致中国从启蒙转向革命。郭沫若也因此愤而改变立场,用笔作为武器,用“革命文学”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祖国。
1926年到1929年,创造社已介入政治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瓦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并追捕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迫使后者于1928年起在日本流亡10年。但“革命文学”并未因而被扑灭,包括创造社的人,如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杨邦等人在武汉增办《太阳社》,它秉承《创造社》后期的路线。他们深受苏联“拉普”文学理论的影响,高举革命文学旗帜。19299月被南京政府查封,蒋光慈等人也东渡日本(在这一年初创造社已被查封)。在这之前《创造社》与《太阳社》曾向鲁迅发起进攻,并且批判茅盾等其他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文坛掀起论战。参加笔战的有郭沫若,蒋光慈,成仿吾,李初梨等人,他们直斥鲁迅是“向中国封建势妥协了的资产阶级”,是“二重反革命人物”。[5]拿鲁迅来祭旗是因为他代表了五四文学革命中新一代的文学家,在他们看来,五四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是西化的文学,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只有打倒鲁迅才能使“革命文学”快速成长。因此可以看出,革命文学扭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方向,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反动。中国文学进入一个转折点,即由争取现代性转向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由启蒙文学转向革命文学(新古典主义)。
这一场论争的“调和人”是支持创造社、但也同情并肯定鲁迅的文学贡献的冯雪峰。在冯雪峰(代表中共的一方)的努力下,郭沫若等人终于与鲁迅停止笔战,也在后来促成“左联”的成立。换句话说,这场论争的结果,在组织上是建立了左翼文学的组织“左联”;在理论上是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创造社宣传的苏联革命文学理论(当时就是拉普派的理论),从而使中国文学思想从五四启蒙主义转向,开始由争取现代性到批判现代性。从1926年到1929年之间的“革命文学”,它只是属于“左翼文学”的“启蒙阶段”,尚未具备完整的理论系统。但是,无论如何,革命文学的基本倾向已经显露。左翼文学理论家李初梨为文学“重新定义”,他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提出文学的功能有三种:文学是宣传;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及ƒ文学是一个阶级的武器,有它的组织机能。[6]
总之,在《创造社》及《太阳社》这批人大力推动下(主要指郭沫若、蒋光慈、李初梨及成仿吾等人),苏联模式被引进中国(包括从日本引入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拉普”的思想,因而也有了下列的意识存在:语言大众化和为大众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形式是鞭挞者、讽刺性地和暴露性地揭开黑幕,鼓励群众及ƒ反对个人,提倡集体主义精神。[7]这就与“五四”开创的“文学革命”大相径庭而南辕北辙了。创造社另一猛将成吾仿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下了结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这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8]

二、左联领导革命文学

由于革命的需要和冯雪峰的斡旋,鲁迅终于与创造社的人“化干戈为玉帛”,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32日在上海成立。通过“左联”将左派进步的作家团结在同一个旗帜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一个统战组织。这样一来,“左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是党加强对革命文艺的领导的标志”[9]已脱颖而出。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这样说:“自从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自动解散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时机成熟而正式成立了。到会的有五十余人,推定鲁迅、沈瑞先、钱杏邨三人成立主席团”。报导又说:“左联的行动总纲领的主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主要的工作包括:提拔工农作家,确定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 “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仅是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10]
鲁迅是大会的致词人,这奠定了他在中国左翼文坛的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对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虽然在以后的日子,文化圈内的左右派斗争仍然激烈和此伏彼起,但“革命文学”无疑已取得第一次的主导权,明显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形成一支“文化军队”。他在成立大会的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提出了三点重要的工作方向:“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第二,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反而弄成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这是指创造社与太阳社与鲁迅一批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论战。鲁迅因此有感而发,希望左翼文坛扩大阵地)。第三,我们应当选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如果人多了,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不要像)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太单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几句话,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11]
左联成立后,对外更积极的吸收苏联“拉普”的文学理论和政治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推介人物就是留苏回国,且一度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

三、全面接受苏联文学理论

由于“左联”紧跟苏联文学理论,在拉普派倒台后,“左联”又全面地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此,革命文学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武器,造成文学与革命政治联姻。学者杨春时对“左联”强化“革命文学”有如下的分析:一是文学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导思想,从而使五四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元文化思潮蜕变为新古典主义;三是大众革命文学理论使文学走向低俗化。[12]
就这样从1930年到1936年是“左联”统领中国“革命文学”的年代。不论是其理论或创作方法都是源自苏联的,但也因为国情有异(苏共当政,中共在野),中国革命文学也具有本国特色。尽管存在着左右翼文学的论争和对中共文学诠释的不同,但其中一个共同点正如周扬(左联时期崛起的文学理论家)所宣示:“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政治。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一个前进的战士,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扬阶级性、党派性,这才是真理的唯一体现者”。[13]于是“革命文学”的特征在以后的一段长时间不断地膨胀,对中国与马华文学的影响无远弗届。


[1]李何林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124页。
[2]杨春时著《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40页。
[3]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1-12页,原出自1926516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4]《目击中国100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一卷,第257页。
[5]廖超慧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武汉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405-406页。
[6]艾晓明著《中国左翼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41-42页。
[7]同上,第49-50页。
[8]李何林编著《近廿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149-152页。
[9]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40页。
[10]《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年,第185-186页。
[1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年,第188-192页。
[12]杨春时著《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72页。
[13]周扬著《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一卷第六期,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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