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874-1961）与陈六使（1897-1972）是来自同一个乡区的人，即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镇）。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先后编织同一个梦，也奇迹般地开花结果。前者创办了厦门大学；后者创办了南洋大学。
虽然两人相差23岁，但他们对文化的传承，对民族教育的坚持，则是当仁不让的，也因之在今日他们留下了不朽的美名。环顾今日世界，也鲜有人能跨越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定位。
陈嘉庚为何要开办厦大？他本身有这样的交待：“民国八年（1919年）夏余田梓，念邻省如广东江浙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乃决心倡办厦门大学。”
他之所以把厦大设在厦门是因为它是著名的港口，也是闽南华侨出入的必经之地。
当1921年3月1日厦门大学正式开课时，在厦门及东南亚招收学生96名，先是聘请教育部高官邓萃英（1885-1972）当校长，后因理念与陈嘉庚相左，乃在同年5月离职，于是来自新加坡的林文庆医生成了厦大的校长。
林文庆（1869-1957年）是陈嘉庚的挚友，也是道地的峇峇，学贯中西，既是西医也是儒商。在时代的感召下，他接下艰巨的校长职务，不但身体力行主持校政，也要为厦大的经费操心，因为那时陈嘉庚的经济已出现危机。可惜因校务欠佳，集资不易。林文庆只能苦撑厦大到1937年不得不交由国民政府接管。
从陈嘉庚在1921年创办厦大到1937年由政府接管，其面对的挑战，竟与后来创办南洋大学的陈六使有相似之处，这似乎是历史的重演和对现实的嘲弄。如果将早年的厦门大学与后来的南洋大学的时代背景作一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陈六使与陈嘉庚确实有一脉相承的教育理念。
1950年9月9日，接过陈嘉庚的棒子，当选福建会馆主席后，陈六使第一次在新加坡提到创建一间华文大学的愿景。他说：“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创办一大学，目标是5年内成立；若于10年而马来亚犹无中国大学，则为落伍。”
“如欲使马华永存，必须自行创立马华大学”，为此他宣布如能筹获三或五百万元之数，他愿意一元对一元的回应。
结果经他登高一呼，万山响应，有力地鼓励了陈六使代表福建会馆宣布福建会馆决献增500依格（英亩）之地段（在裕廊）作为大学校址。
既然资金与校址已有着落，在1953年2月11日，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马新279个华团代表，共同商议创办马华大学时，与会者一致热烈支持，并公推陈六使为大会主席。
在这之后，以陈六使为首的筹委会于2月20日的会议上，决定采用“南洋大学”作为这间华文大学的名字，以纪念先辈南来开荒拓土的功绩。到了7月26日，陈六使为“南洋大学”举行动土礼，象征着第一间海外华文大学在新加坡拉开序幕。
其实陈六使与陈嘉庚早年的心态是一样的，选择亲美的学者担任校长而不是向左转。于是来自美国的反共学者林语堂（1895-1976）被陈六使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1954年10月2日林语堂抵新述职）。同样地陈嘉庚在开办厦大时，也是聘用来自新加坡的峇峇，反共的儒商林文庆为校长的。
这说明了在教育上两陈都不希望被标签为左翼统战领袖或同路人，也希望做到教育与政治分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学得以顺利发展起来。
讵料，到了1955年，林语堂与陈六使对办学的理念起了矛盾和冲突，林语堂坚持校长有权分配基金使用，陈六使认为不妥，双方乃告对峙，最后在4月17日，南大理事会付出35万元的遣散费，解决了林语堂的问题。
当林语堂离开南大后，陈六使就被划为左翼统战的其中一份子，再也没有中立可言。
这是因为陈六使坚持即使没有林语堂，南大也必须开办，而且也因势利导选择了左翼学生温床的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作为临时上课的地点。
这就是说，在1955年6月15日，当两间华文中学让南大先修班第一批400余名学生上课时，它已经成为左翼统战的新摇蓝。
尤其是1960年陈六使聘请庄竹林（1900-1973）出任校长后，更被指为与左翼统战挂钩。
1963年陈六使支持10名南大生成为社阵候选人。在选举过后，陈六使被吊销了公民权（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逝世，送殡人数高达6000人）。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后，被宣布直接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从此不再有南洋大学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1955年开课而在1980年终结的南洋大学，只走过25个春夏秋冬就走进历史了。一座首间海外的华人大学，一座十分独特而成为华校生“圣殿”的学堂不复存在了。昔日轰轰烈烈的日子，只存在痛苦的回忆中。
（作者应吡南大校友会之邀，为《纪念陈六使文集》撰文。本文是摘录片段）
有关陈六使追思会已于今年9月8日在怡保隆重举行，场面肃穆感人。
刊登于2013年11月7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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