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副总会长颜炳寿提出一个比较奇怪的立论,他说,华教是唯一的“华人的华人”问题,应该交由马华处理。
他也说民政可以参与,但捍卫母语教育是马华的核心价值,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力。
在这方面,他批评民政曾有过“四君子”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结果华教工作者对民政的表现感到失望。
他还说如果马华在处理华教问题上做得不够好,那马华将在下届大选面对惨败的下场。
就他的言论来看,马华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但事实是否如此,也是见仁见智的。因为马华在处理华教、文化及教育问题上都有本身的立场和政策,它不一定与民间团体进行大合唱。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林苍祐在1958年夺得马华控制权后,他的“华教政策”因为扯后腿而碰钉子。
他的处理方案与颜炳寿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林苍祐忝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是直接提出华人的代表权问题,以求通过代表权来解决华人的重大问题,包括华教问题。
当时他要求联盟分配1/3国席给马华,以便在修宪时,马华会被征询。但身为联盟主席的东姑不予同意,他认为林苍祐要求1/3的议席等于分35至40席(国会总数是104席)是过多的,不能被接受。于是东姑和林苍祐闹翻了,陈修信派卷土重来,也就边缘化林苍祐派了。
当时为什么林苍祐不直接只提出华教问题?不直接赞同华教团体提出的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理由很简单,因为解决华人问题是要讲求代表权和策略的,没有代表权就等于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林苍祐是从整局看问题,虽然他是一名西医,但对待民族问题,他还是采用中医的方法以整局来解决局部的疾病。
可惜他的整局方案落空了,他不但被排斥,而且也不是国会候选人(堂堂一党的总会长竟被否定参选的权力,倒是一桩奇事)(后来马华陈修信派接受31个国席,结果赢了19席)。
就在林苍祐派失败全面退出马华领导层后,马华的路线在陈修信的领导下又有了改变,他所采取的策略就是用局部对应局部,而不是以整局来化解局部危机。
例如在1968年当陈修信被人指说他形容董教总要办“独大”犹如“铁树开花”后,马华就采用“水来土掩”的方法将尖锐的课题淡化,在另一方面快马加鞭提出建立“拉曼学院”以化解所谓“独大”带来的压力。
虽然拉曼学院是建成也开课了,但马华无法挽救它在华社形象的下跌。结果马华在1969年参选33个国席,竟只有13人中选,20人败北。这一惨痛的教训正说明也印证马华不以整局处理问题是于事无补的。
即使陈修信在“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以重建马华的执政地位,但他还是无法阻止巫统将组织扩大成为国阵,将反对党包括民政党收编于其中。这意味着马华扮演的角色已有实质上的改变,它不再是国阵内唯一的华裔代表,而是由民政及砂人联党分享它的华人代表权的地位。
陈修信在“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心态下终于在1974年卸下党政职,交由李三春掌权。
李三春采取的战略又是与陈修信大不相同的。他不直接拿华教课题向巫统讨价还价,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切入以提高华人参与大企业的机会。于是有“李三春请陈群川下山的故事”。
当80年代陈群川的“神话”被自己戳破后,马华的“政经一体”的理论宣告破产。
不过,当马华通过其他途径来建立马华威望和威信时,华教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爆炸性的课题,而是被其他的经济议题来所冲淡。因此不论是李三春后的陈群川(1985年正式接管马华)或是陈群川后的林良实(1986-2003),还有黄家定的接班(2003-2008),基本上他们继续沿用李三春的政治遗产,使到马华立于不败的地位(2004年黄家定领军参选大胜,为马华打出漂亮的一役)。但是来到2008年的大选时,不是马华已放弃华教的发展,也不是马华对华教问题“坐困愁城”;恰恰相反,马华满足于它代表了华社在朝的角色。
诚然马华并没有想到的是它的不完整的方案一直未能解决华社问题;尤其是代表权被分散的当儿,它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单只是华教问题,而是包括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滥权、贪污与族群利益的不协调,甚至因种族主义的干扰衍生了不满情绪。在意想不到下,马华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下遭遇严重挫折。
在这之后的另5年,马华又未能痛定思痛,也未能走出失败的阴影,反而给自己下套,结果是输得更惨。
老实说,从308到505,马华不能算是毁在华教课题上,因为我国尚有相当大部分的华人是以英语为媒介语的,不会把华教当成政治筹码来逼马华就范。这就是说,马华两次败在自己的方向与立场未能与华社共呼吸,反而因自身的不振作而输得更惨(仅剩7国11州,共参选37国席及90个州席)。
在今时今日,马华还输得还不够惨吗?颜炳寿所说的输得更惨不知是输到清光还是香火不再才算数?我们倒希望他能明白表述。其实,他若将华教问题跟马华绑在一起,而希望未来5年为华教解套,那是自找麻烦和简化华社问题。因此他的华教属马华处理权限的理论能否成立还是一个有待考验的大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颜炳寿不要过于狭隘看政治,同时马华的政治不能简单地演化成除了华教还是华教,它应该有更大的角色可以扮演。
刊登于2013年11月14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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