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居世界之冠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1949年解放后，中国也没有限制生育。在“人多好办事”的观念下，人口没有受到节制和控制，以致在70年代的时候，人口已接近十亿之众。
当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被结束后，一系列的新政策先后出台，其中最重大的决策是在1980年实施的“一胎政策”，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的重大举措，他必须控制人口而不是任由增长。如果中国人民不在这方面做出牺牲与配合，中国的人口将会爆炸而产生严重的危机和后果。
因此邓小平在强调“拨乱反正”的同时，也严格要求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子女；而人民不论喜欢与否，也得在新观念下严格要求自己。
正由于限制人口成长有成效，到了2010年，也就是“一胎政策”30年后，它出现的另类危机也导致家长把孩子当掌上明珠。在祖父母一家人的宠爱下，这“一个子女”的政策也同时培育了万千个“小皇帝”。久而久之，那些成长的“小皇帝”也暴露了人性的弱点。
孩子既未能健康成长，也培养出骄横的心态。要什么就给什么，弄得一个家庭只为一个孩子而活，失去了家庭教育的功能。
当然也因为压抑人口过快成长，30年来的中国人口也已被局限在可被接受的水平。根据推算，如果中国政府不控制人口，则今日的中国人口将增加4亿人，达到17亿人口之数。若是这样，不但对中国是一个大负担，对世界也是一个大负担。因此中国政府在30年前“高瞻远瞩”地提出一胎政策总算缓解了中国政府面对的巨大压力。
可是伴随而来的“娇生惯养”的新一代也给中国带来各式各样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于是再重新检讨下，中国政府准备有条件下接纳下列人士可以享有“第二胎”：①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只生一个子女的；②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只生一个子女的；③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来内地定居不满6年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只有一个子女在内地定居的；④农村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只生有一个子女的；⑤农村夫妻只生一个女孩的等等。
这意味着中国的一胎政策不但失去兄弟姐妹情谊的培育，而且在没有兄弟姐妹包围下孤独地成长。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国人普遍长寿和老化时，新的一代要如何分身照顾年迈的祖父母（包括外祖父母）？又如何尽孝道呢？有必要加以纠正。
还有一种现象是“重男轻女”的作崇，有许多家长都期望一生就是男孩；若是女孩就会有各种的想法，包括“流产”或再偷生一胎以便将来有男丁“传宗接代”。这种陈旧的观念虽是与新中国的新思想格格不入，但临到一个家庭缺乏男丁时就会有“犯规”的“勇气”。这种现象在农村也比较多一些，毕竟在城市的已婚男女，都担心“超生”会打破饭碗，也就只好忍了下来。总是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会放弃政策，不然中国人口将失去均衡（新生代少，老化的人口越来越多）。
反观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面临的情况就与中国大不相同。虽然在过去华人是鼓吹多子多福的，但在70年代后成长的马来西亚华人就不在以人口的多寡来决定未来，而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
由于这样，马来西亚华人是十分现实的，即使他们有能力多生育，但他们还选择一到三胎的政策，绝少人会同意以五胎作为标准的。理由是不要再走父母亲的“多子多孙”的老路。
当华人自我减少儿女数目时，也就是推行节育时，就意味着今时今日海外华人大多数是不喜欢“儿女成群”的，他们宁可选择的是培养精明的下一代，乃至是精英的人（新加坡就是因为国人少生育甚至迟婚而不得不引进很多的外来移民，以提防人口减少和老化）。
以马来西亚华人对生育的要求来看，我们的华人直到今天还是不热衷多生育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了那么久，华人人口始终不能突破700万的大关，主要的理由是华人的观念转变了，崇尚组织小家庭，孩子两个就行，但也不要过3名。这种精打细算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指标。
从以上的实例作比较，不难发现中国面对的是因国家政策严控，到了今天不得不开放生育政策，允许第二胎来调和家庭的矛盾。
而马来西亚的华人虽受鼓励，生育不受限制，但他们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般做到“两个刚刚好”。这就是中国人与马来西亚华人观念不同的地方。以现代人的生活素质而言，“小而美，大而烦”是多年来悟出的大道理。因此当中国对人口政策作放宽时，我们也许看到中国人会说“两个就够了”。
若是此观念形成，则当今世界上华人倾向小家庭的观念是普世和最受欢迎的。
刊登于2013年12月16日《光华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