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9月9日）不到一个月内，中共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结合党元老，主要是掌握兵权的叶剑英于10月6日对四人帮采取突击的逮捕行动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戈然而止（四人帮即指在文革时权倾一时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但还要经过两年的挣扎才把华国锋信奉的“两个凡是”整掉（所谓的“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1978年邓小平在第11届三中全会上已确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否定“两个凡是”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的政局启开新的一页。这之中有两个个大动作是由邓小平亲自拍板和作出表率的。其一，1979年初他代表国家出访美国，回报尼克逊1972年对中国之访问；其二，他照会美国将教训越南，因而有了1979年中国挥军入越南攻打谅山的战争。
这之中的重要转变也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好转，1979年两国将联络处提升为大使馆；中国也借开放政策引进外资和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也无可避免的中国国内在改革开放的名堂下，对毛泽东的批评也升级到批判，甚至有人否定毛泽东的功绩。在这方面，邓小平于1980年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为毛泽东做了辩护，他认真地提出了对毛泽东功过的“三七”开。换句话说，他的功绩是七分，他的错误是三分。这之后，邓小平已成为中国实权领导人，华国锋靠边站，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年代。
邓小平的评价也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一个被接受的“盖棺论定”。这也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下的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今日的习近平都不能也不会把“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丢掉的，因为不论中国怎样开放和怎样改革，它都离不开中共立党立国的根基。它可以在经济上走得比资本主义还要快；它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引进资本主义和西方的文化；它可以在政治上与任何国家交流和发展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但来到政治这个关口，它是不能放松和在潜移默化中把社会主义体制整掉；更不会接受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迎合经济发展的需求。
为此，我们不感到惊奇为何在12月26日那天，习近平率领了所有政治局常委（共7位）在毛泽东纪念堂向毛泽东塑像行三鞠躬礼，并瞻仰毛泽东遗容。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冥诞120周年。虽然没有其他重大的纪念活动，但说明了中国领导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毛泽东打下的红色江山被变质，尽管这30年来中国大地已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人感觉到中国好像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在某些方面走在资本主义的前头，更像是一个改头换面的“新中国”。
中国领导人也许不介意被称为已是脱胎换骨的“新中国”，但不会同意它已朝资本主义道路滑落下去，因为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特色也真是没有前例可援引，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前提是中国怎样把持“红色江山”？这就要回归到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建党的指导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下的一个左翼政党。最初（1921年）是根据苏共的模式而成立的。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共的斗争路线都是以苏联为导向，直到1949年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毛泽东主席还是坚持向苏共看齐，并一面倒向苏联，与西方的帝国主义思想展开无休止的斗争。
不过，当1956年苏联的克鲁晓夫大力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就感到“心寒”和不对劲。他说，克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另一把列宁的刀子也被丢的差不多了。他因而总结克鲁晓夫搞得那一套是为“修正主义”。
为了制止中国山河变色，并被“右倾分子”变质，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反右大斗争，将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改造。他认为这些人思想动摇，容易自我转变。后来竟被扩大化到凡是知识分子必反而被打成右派，几达55万人之众。这场运动就当权派看来是防止修正主义思想在中国蔓延开来。
接着在1958年毛泽东又开展第二波的运动，称之为“大跃进”。这种“提早走向共产社会”的运动，主要目的是制止中国被“和平演变”。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所鼓吹的让中国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溶化，把社会主义丢掉的计谋得逞。
后来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也就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先是被认为在理论上是要阻止党和国家变色，以保住红色政权；但后来失控地发展和演变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搞得人性丧失殆尽，也就在后来被否定其价值，并认为毛泽东应对文革的错误负有很大的责任。
虽然文革被否定了，但邓小平以还的后来当政者都明白一个大道理，那就是要以苏联作为前车之鉴（苏联在1990年变天后，丢掉苏共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也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和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双双丢掉，一旦失去了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中国的体制就会面目全非了。
就中国而言，在中国人民不被鼓励信仰宗教的大格局下，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前后已成为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唯一的思想信仰。在一个时期它比信仰宗教更投入和忘我，可以为理想和信仰而前仆后继，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烈士为一个明天而壮烈牺牲。
中共就是靠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江山来。于是习近平在18届三中会会前提出了这样的政治取向：“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不能否定改革前的历史；也不能否定改革后的历史，但不意味着要掩盖“文革”的错误”。
习近平的讲话也因之被形容为“两个不能否定”。在这种共识和接受“文革”是错误的大前提下，当下的领导人也就在“三七”的基础上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这种被固定下来的评价是为了确保中共的江山是不能被外来或被内部的反动势力所击垮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唯一和有效的“信仰”，以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开花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不能乖离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渊源。
刊登于2014年1月2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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