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2月突然在北京走进一家包子店吃午餐引发世界舆论热议。香港的报纸这么报导：习近平去年十八大上任后屡次展示亲民作风，并要求领导人到各地考察时保安低调，不封路不清场。他此次（12月28日）就餐的庆丰包子铺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庆丰包子铺也因为习近平的到来，而引来大批媒体采访。
新闻又说，中午12时左右，习近平和一行人到一家小店分别排队点餐，他点了6个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了21元（人民币）。
就这样，庆丰包子铺一夜爆红，连海外的读者也觉得好奇，自然会提高这家店铺的声誉而会有更多的生意，毕竟主席光顾的店铺是非同小可的。
不过我们倒不是单从吃包子的议题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今时今日的中国，大人物的降尊纡贵是不大流行的；尤其是在中共于1949年取得执政权后，也慢慢地培养出许多讲求身份和不屑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新一代“特权份子”。
尽管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对党员及领导人有诸多要求；尤其在思想上要求当官的以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因而有了反右斗争（1957年）、大跃进（1958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步一步地以政治挂帅来促成当官的“以民为本”，不能高高在上。但因为每一场运动都给人民带来痛苦和失落，也就对政治运动抱持冷漠的态度，即使有人“热情”投入于一时，也在日后对所作所为有所领悟（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及宋时任的女儿宋彬彬最近在不同的场合针对文革时造成的伤害和失误向老干部致歉，并同时也向全中国人民表示悔意）。
尽管每场运动在初时都是针对人的思想改造而开展，但到了中途都出了问题或变质，比如反右斗争竟然牵出55万人是“右派分子”，都是有思想问题的人，因而必须被下放劳动改造？这当然难让人口服心服。
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更是出现浮躁风和夸大风，使到中共为要改善人民的运动以失败告终。人民公社不再流行正说明了它并没有改进人民的困苦生活。
同样的，当文化大革命吹起号子时，它也是打正要改造人民的思想，以防止红色政权变色，但在失控下，红卫兵运动也变成了派系斗争和整人运动，万千的善良人或知识分子或官员被羞辱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当1976年“四人帮”被擒及邓小平复出后，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但这个伴随而来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许多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运动是一个又一个失望，那么改革开放下又是一个又一个歪风和犯罪的事件屡屡发生。
从一方面说，改革开放是思想的解禁，是人类朝向文明社会的大跃进，因而得到人民的强烈支持；但从另一方面看，因为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入侵乃至致富的思想大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思路，也就出现许多光怪陆离的事件。人人都借着改革开放的名堂作出饱中私囊，投机倒把的坏事来，接着又因财富不正当来得太快，许多人也就动了邪念。因此在8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罪案是屡惩不灭的；相反地，犯罪的案件也一层一层地被有组织的分子用官方的保护来掩盖。
如果说在80年代初期，中国法院公审“四人帮”时，是针对政治犯罪将他们的党羽绳之以法，那么在这之后的重大案件就与经济犯罪分不开了。
到了2012年时，经济罪案又再次与政治紧密挂钩，可以被用来惩治政治罪人。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和犯罪，其妻子谷开来的触犯法律也都与权钱分不开的。
还有最近又频传前政法书记和中常委周永康及其亲属落马和被查的新闻，也让我们看到经济与政治大有关系的案件又将上演了。
值此关键时刻，去年刚上位不久的习近平如果单只抓大鱼而忽略小节将不可能收到教育的效果。因此他的微服走向民间就成为这个时期的另类标记和具有启发性的作用。
其一，他告诉人民作官要朴实不能假公济私。
其二，他告诉人民作官的不具特权，他们与老百姓是一样的，为官不但要清廉，而且要亲民。
其三，没有所谓“特权分子”。如果说过去曾培养出特殊阶级的大官和小官乃至颐指气使而作威作福，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也应该收敛和改变了。
其四，习近平要中共各级的大小领导人永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需要贯彻的，不能阳奉阴违。
从习近平走进包子铺的那一刻起，显示了他已下决心一定要整顿和整治党风和政风，不然共和国的未来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无可否认的，今天的习近平正如履薄冰地走在政治崎岖道上，一个不小心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习近平惟有用最简单的动作告诉国人他是平易近人的国家领袖，他要以身作则。
虽然不敢期望贪污腐败会因而绝迹，但人民必然十分期望中共的官员不是特权分子，而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一样，是属于人民的一分子，他们可以当官，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平民百姓。
换句话说，当作官的与庶民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时就显示改革已取得成功。
刊登于2014年1月27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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