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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3.1.14

华文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直挂云帆)



学生: 我的问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报业的成长,您能否简述一下吗?
拿督: 我们先从历史说起,我们都知道在1815年的时候,已经有月报形式的教会杂志在马六甲诞生,每月出版一次,至1822年停刊。这份“报纸”定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所以它不能当成一份正常的报纸来看。也只有到了1881年,我们才正式看到第一份日报在新加坡诞生,是为峇峇薛有礼创办的《叻报》。但是《叻报》不具有很浓的政治倾向,基本上它是效忠于清朝的,而且用文言文也比较多。因此报纸的普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在当年的时候读四书五经的人不多,基本上读者群有一个极限在知识份子群中。只有到了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报纸才真正的蓬勃发展。1906年孙中山开始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这一带走动,他希望海外的华侨能够支持他的革命运动,并且能在每个角落唤起华人的支持,虽然他有很强烈的政治意识,但他来到马来亚是很无奈的,因为中国不容于他,在香港和日本活动受到限制。后来在越南也不被容许,只好转到了新加坡,后来又不容于他,他只好来到了槟城。因此可以想象为什么孙中山在1908年时将同盟会总部迁来槟城;而他本身则在1910年时在槟城逗留8个月之久。他在槟城搞了历史闻名的庇能会议,矢志推翻满清政府,但当他开了庇能会议后就被请离开槟城,他只好去了美国。当他去了美国之后,在19114月发生了黄花岗起义,但失败了。接着十分意外地,在同年10月份发生了武昌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这个成功的革命震撼全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他奋斗了10次失败后的成功,因此他的努力奋斗并没有白费。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孙中山已开始办报,如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及光华日报,以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分庭抗礼,不过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是1910年创办的《光华日报》。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办报是因为他相信一个政权或一个革命的运动它必须要先制造舆论。如果不通过新闻阵地来宣扬理想的话,它不可能让大众来理解和接受,更加没有成功的希望。在这方面孙中山是高瞻远瞩的,他通过报纸制造舆论。因此报纸在那个年代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工具。虽然康有为是保守派的报纸,与孙中山的立场势不两立,但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它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认识到报纸是一个很好的文化阵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原先保守的《叻报》也转向支持国民政府。后来第一份在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报纸就是《南洋商报》,它在1923年诞生,陈嘉庚参与其中。对改造国民思想,具有启迪民智的功能。1929年,胡文虎不遑多让成立了《星洲日报》。虽然他有文化理念,但他另一个的目的是将他的产品打进市场,结果他通过了星洲日报的宣传,“虎标”万金油被打响了名堂。接下来他就在各地办了星系报业系的系列,成为一个时代的报业小王国。其他的华文日报和各语文报业运营而生了。
学生: 请问华文报在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现在独立之后华文报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拿督: 在独立前,华文报已经很蓬勃的发展,它主要是鼓吹国民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中国的效忠。当时华人并没有很浓厚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意识,基本上还是认为他们是华侨。而华文报的新闻都倾向于鼓吹对中国的热爱和认可。可是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时候这个立场需要改变,华文报的立场也就有了转向。这个时候民族主义跟着兴起,华文报在这方面就扮演了比较吃重的角色。华文报不同于英文报有偏向英殖民政府。也因为这样,华侨们慢慢地区别出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而中国是我们的故乡,但是这样的区别是必须通过较长的过程来认可的。与此同时,报纸也要符合政府的路线,即使国家独立了,但依然是有报业法令和出版法令的限制。最明显的是每年要重新更换执照,一是出版执照,二是印刷执照。从马来亚独立开始,执照成为了所有华文报生存的先决条件,所有的华文报也就不能偏离政府的立场,也必须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来表达我们对华人社会的期望。在60年代的时候,很不幸地政治的斗争也进入了文化阵地,因此有了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而这样的分歧让华文报有了尴尬的立场,也让华文报游走在政治的风险之中。
学生: 根据您所说的,华文报在国家独立时期是有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而现在的华文报是不是已经归顺于一种的政治思想呢?
拿督: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个例子,《光华日报》在70年代还是走国民党路线的,当时有一份本土化的《星槟日报》是走中立倾左的路线。在这样两种政治思潮的斗争底下,《光华日报》的报份受到了挑战,如果再不进行改变,它可能会因此沉沦下去。因此到了70年代末期,《光华日报》将本身的立场偏向了中间偏左的路线,而与《星槟日报》争“天下”。就此看来,办华文报存有两种顾虑,第一是对政府的法令的拿捏,第二是华人社会的认可。在780年代的办报人经常面对这样的压力。
学生: 华文报除了面对刚才您说的困难之外,它还面对了怎样的环境?
拿督: 80年代初期,政府曾一度鼓吹单语教育,造成许多的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校。当来到了千禧年时,家长们认为受6年的华文教育依然是不足够的,而有了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到了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受教育。在这种情况底下,华文报在千禧年过后只有成长而没有退缩,因为受华文教育的下一代越来越多。目前在西马有6家华文报,过去有8家的华文报。在这个走向专业化的时代,所使用的设备及走向现代化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如果报份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是很难生存的。一份报纸基本的生存条件是:第一,一份报纸每天的销量有45万份已经是打下成功的基础。第二,广告与新闻的百分比是40%-60%。第三,报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巧妙的维持它们的关系。今天来说,报业已经来到了一个饱和点,只要打开手机、电脑就可以看到许多的讯息了,现在报业又面对另外不一样的挑战了。在未来的5年或10年,当读者不再对报纸产生直接的兴趣时,那该怎么办?所以现在开始有许多的报业开始走向I-Paper,为未来最大的挑战做好准备,以免在未来与时代脱节。
学生: 就如您所说,许多报业已经开始慢慢地走向手机报、电子报。那么在马来西亚目前这一方面的发展是如何呢?
拿督: 许多的年轻人已经不订报纸了。因为只需付少许的费用,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消息,而且动画的报道比起平面的报道更为的生动。因此平面媒体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是可想而知了,它促使所有的报业必须走向电子化与时俱进,所谓物竞无净,适者生存也。
学生: 华文报在面对一些国际问题时,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不会跟着政府的立场去报道新闻呢?
拿督: 马来西亚在这方面并不明显,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处理国际新闻时政府多是不干涉的。报馆可以根据读者的兴趣来报道这些国际的新闻。政府比较重视于国内的新闻及对共产国家的新闻报道。在过去我们办报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七对三的方式来处理,70%是政府的新闻而30%是反对党的立新闻。但是现在华文报对这些的报道都非常有技巧的处理,以免发生对政府的冲撞和反对党的抗议。
学生: 那么华文报现在还有没有办法去扩大市场?许多的学者说华文报是为华人服务的,那么有没有办法再吸引更多的人去阅读华文报呢?
拿督: 我认为目前已经来到了饱和点。现在有许多的友族同胞都报读华小了,多多少少他们也会去阅读华文报的,但不多。
学生: 如果说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办报的话,那对我们的华人文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或冲击?
拿督: 现在某些报章热衷报道一些灵异的新闻。如果华文报继续去鼓吹这些负面的新闻,确实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华文报必须认清它是启迪民智而不是鼓吹迷信的。
学生: 华文报面对电视新闻这样子的挑战,除了变成电子报,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挑战呢?
拿督: 目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在这一二十年里平面媒体还是能够生存的空间,因为在马来西亚能利用网络看新闻的人士还不是很普及。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在看电脑,但是很少人用电脑来教育自己。当这样的思维改变了过后我们才能够从中感觉得到,不过这也许是一二十年后的事了。
学生: 您认为现任首相纳吉及前任首相阿都拉对媒体的管理方式有何异同?
拿督: 是有一些不一样。纳吉取消了KDN,而阿都拉却继续采用了马哈迪的方式,他对改革并不是很热心,而纳吉却希望通过改革而让人民对他改变印象。纳吉当然不会担心取消了KDN之后管制不到这些媒体,因为马来西亚还是拥有其他的法令,如保密法令、诽谤法令等。
学生: 以您对华文报的认识,您对《东方日报》的评价为何?《东方日报》对华社所带来的影响为何?请您举例说明。
拿督: 《东方日报》是在千禧年一军突起的报纸,可是它与其他的平面媒体并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一份华文报。它所刊登的新闻也没有偏离社会所允许的或是政府所允许的范围。今天《东方日报》的出现为华文社会带来的冲击很大是不敢讲,只是华人社会都知道有一份与星系报业不同的报章出现了。但是它做的如何,目前我们不好评估,因为一份报纸要达到一定的影响力还需要有一定的评价。但是在我看来,它在东马所带来的影响力会比西马来的大。在槟城并不是很多的报摊有售卖《东方日报》。
学生: 您觉得《东方日报》的好的地方是什么?不好的地方又是什么?
拿督: 它在选择国际新闻的突发性有一种可读性和它的眼光。而它在报导国家新闻有精简和一目了然,在对新闻的分析方面它确实做得不错。在地方的新闻版却因为版位的问题有待加强。
学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办报已经是一个亏钱的工作,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办报呢?
拿督: 如果我有本钱的话,我也想要办报。在我的生命中我认为办报是有很大的魅力的,你做过报人你就会知道它的魅力所在,做为报人它是有种独创力和魅力所在。

 刊登于2014年1月23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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