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党对于回教刑法的实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只是由于国外因素至今仍未能全面实施。但今日又再成为热门的课题。事缘伊斯兰党准备向国会提呈私人方案，以便通过回教刑法在吉兰丹实行，主要是回应负责回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加米尔于3月27日在国会突向伊党表明中央愿意与任何有意落实伊刑法的州属合作。
不过在另一方面，行动党已公开表示反对。而公正党也认为时机不成熟，并反挑战国阵政府，何不先在其执政的登嘉楼州落实？
究竟这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有必要厘清其来龙去脉。1956年回教党迎来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他原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1945年成立），但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此党受共党渗透。1955年布哈鲁丁又与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摆明走社会主义路线。翌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而成为回教党的主席。
由于布哈鲁丁的左倾思想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他引导回教党像巫统一样，走民族主义斗争的路线，并不刻意强调宗教政治。因为策略得当，回教党在1959年的大选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执政权（不到半年，因国家党议员倒戈相向，回教党与国家党的联合政府宣告倒台）。
尽管1964年的大选，因反对党持反对马来西亚立场而致选票大量流失，社阵只剩下两个国席，但回教党依然在国会胜出9席保存实力。
可是随着其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5年被内安令扣留（被指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虽然他在翌年获释）后，他在回教党内已渐失去影响力，而在1969年逝世，结束其多姿多彩的一生。
自此之后，回教党徘徊在民族主义的边缘，领导权归阿斯里（也是丹州州务大臣）。在1969年大选及“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阿斯里靠向巫统，于1972年组成联合政府。1974年回教党也成为国阵的成员。到了1977年，因与巫统政见不同，回教党被排斥出国阵；也在隔年（1978年）的闪电州选失掉吉兰丹州政权。
回教党这一跌，也真是与州政权“绝缘”，直到1990年的大选回教党找到一条新的路线后才重夺吉兰丹州政权。这个路线在法兹诺领导下强调宗教至上，也因之1993年回教刑法在吉兰丹出台了。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告别过去的回教党出现在马来西亚政坛。
1999年的大选，时来运转的回教党在安华效应影响下，取得空前的胜利，不但再多夺得登嘉楼州的执政权，而且国席跃增至27个，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
因为相信回教党的宗教路线走对了，意气风发的回教党不但大声疾呼要推动回教国，挑战巫统传统路线，而且也在2002年在登嘉楼州议会通过与吉兰丹州一样的回教刑法，以促使中央附和，但还是未获中央接纳。就这样吉兰丹与登嘉楼的回教刑法暂被束之高阁，而回教党与巫统的宗教斗争更激烈了（这种激烈斗争也在2001年时触发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了）。
当2008年大选，回教党连同公正党及行动党高奏凯歌后（三党组成民联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其中两个归回教党控制），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就建议与回教党组成团结联合政府，旨在挫折民联用两线制来钳制国阵。可惜回教党不积极回应，即使在2013年大选后，巫统还是没有放弃争取回教党（已易名为伊斯兰党）合组联合政府。
就在民联出现内部一些矛盾与失调的当儿，首相署部长加米尔的向伊党示好的触角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所为而来。
现在就看安华能否劝住伊党不要急着提呈国会相关法案以免跌进政治“陷阱”，否则任何的一意孤行必然会让民联分裂与不安。换句话说，考验民联和国阵对伊刑法的时候到了，若是引爆成政治大课题，将是没有赢家的结局，而是双方都要付出代价。
刊登于2014年4月21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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