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马新分家前，两地的教育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华文教育的落地生根也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后。
虽然在1920年英殖民政府对华校及华文报章采取控制与注册政策，但华校及华报的发展却未曾中断。这之中的一个重要过程是马新两地的华校普遍上接纳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推广华文华语教学，而非鼓励方言教学。这种情况与香港大不相同（香港用广东话教学）。也因为这样，马新的华校在“五四”之后重心在提倡华语华文。
即使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后，马来亚与新加坡的教育还不是明显地分道扬镳；尤其是华文教育基本上是同出一辙的。例如南洋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拔地而起正象征着马新的华文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然而作为华文教育最高堡垒的南洋大学进入60年代后就因政治与语文因素而成为左右派斗争的焦点之一。
尽管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有出现斗争的曲线，但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两个国家的教育政策也就越走越远了。南洋大学更在教育的转变中被彻底的改头换面了。
一方面在1980年时，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建议南大做出改变。在与南大理事会商议后，南大与新大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这样，生存了25年的南洋大学也就正式走进历史。这也意味着英文成为大学的教学媒介语。
与此同时，李光耀塑造双语教育的同时也在1979年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全面推广说华语运动。这个运动就是要新加坡人只讲华语，不讲方言；同时鼓励双语教育在新加坡全面开展。
李光耀在其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这样说：“1979年，吴庆瑞（时任副总理）提出了一份对新加坡教育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报告书，他发现现有的教育制度是非常不合自然规律，极大多数的学校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却是方言”。
在认为方言阻扰了双语教育之后，李光耀说他快刀斩乱麻，从那一年开始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只讲华语不讲方言。
虽然方言是大众用语，也是竞选用语，但李光耀认为他的决定“牺牲”方言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新加坡人用了12种方言建立起各自的方言势力，将导致双语教育的失败。
如今经过3个10年（第1个10年时从1979年到1989；第2个10年是从1990年到1999，而第3个10年则从2000年到2009年）的讲华语运动，有人建议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已经成功，是时候放松对方言的限制，这些人包括王赓武教授在内。但李光耀依然有所坚持：“放眼世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华语的未来，而不是方言的过去”。
从语言的意义上来说，讲华语是最普及的普通话，这也要感谢秦始皇统一文字，而后人又没有给方言冠上文字，因此中国的方言书写也统一在文字中。如果任由方言形成文字，则广东话的文字、福建话的文字、潮州话的文字和客家话的文字势将使到中文字天下大乱，幸好方言止于口语。
但方言是否应该放弃或让它自生自灭，这也是见仁见智的心态。在中国让方言自然存在的同时，也没有被刻意渲染，而是用普通话成为中国的统一语言。
同样的，在马来西亚尽管没有新加坡的不讲方言运动，但华文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华语华文人才却形成中国海外的一道亮丽的教育风景线。
既然当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不赞同放松方言而坚持使用华语的政策，与李光耀的观点一脉相承，那么来到今时今日新加坡是应该把华语提升成为国际用语和学术用语，更要鼓励新加坡人进入中文的学术世界，不仅仅用华语来取代方言，这也是“降低”了华语的普世价值。
还有在目前中国崛起下，也已触动更多的新加坡人意识到华语的重要性。因此进一步鼓励新加坡人也把自己打造成中文世界的精英，将更能证明新加坡是孕育双语精英的适当地区，就不知道新加坡人能否接受这一巨大的挑战？
其实，在这个大前提下，也无须刻意抑制方言。若让方言在自然的环境中生存倒可以反映出一个民系的感情语言是与生俱来的，也有其在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项目所具有的价值。
刊登于2014年7月14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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