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后，勾起无限的回忆，虽然是迟来的历史电视剧，但在此时此刻突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扮演的角色倒是有其深长的政治意义。
在电视剧中，它形象地反映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于1977年在党内元老的强力支持下，邓小平先恢复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副总理的职务，而后又兼任中央军委会主席），如何经过艰苦的党内外斗争才取得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这之中有两个口号是邓小平掌控最大权力和推行改革的阻力。其一是“两个估计”。这是指在“文化大革命”前（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的估计，即①是教育战线在过去17年是黑线专政；②是学校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和17年来培养出来的大多数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就是说，在“文革”期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彻底否定解放后17年来（1949-1966）的教育成果，并将之归类为资产阶级的教育。
其二是“两个凡是”是在“文革”期间的197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宣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口号和方针即使是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被一网成擒后仍然获得时任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拥护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强烈追随（后来升为党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为了打倒和批评这两个口号，乃在1978年引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的佳作，经多人修改后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文章广泛流传而与“两个凡是”对立，最终战胜了“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邓小平顺着这一大好形势成了国家的实权领导人。
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形容这是十年动乱；也停止了阶级斗争的既定方针。在拨乱反正下，邓小平通过胡耀邦（在1981年取代华国锋的党领导地位，先是担任党主席，后是改称总书记）平反许许多多的冤案，包括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著名政治领袖。
比较让人民感到雀跃的是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时大胆地引进外资；敢于在国内与保守派激辩“姓社或姓资”的课题，而结论是“不论黑猫或白毛，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在这一思想引领下，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
但在大格局的党章下，即使邓小平对党章和宪法作了修改和使之符合时代的需求，他也不能背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特色，于是有了所谓引用毛泽东名言“实事求是”的理论作为审查一切事务和行为的标准，只要符合事实的会被加以接受。
在扭转中国的方针下，邓小平将国营企业大加整顿和使之与国际接轨，也希望“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在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走向小康社会。
邓小平说过这么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应该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是饿着肚皮的。
这一句话显然是敲醒很多人的头脑，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人们总把贫困、下层和劳动阶级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志，并认定社会主义的人是“注定”要过着低水平的生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化或走向腐化的生活。
当人们普遍接受社会主义的社会也能媲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观念下，也就出现一些思想邪念的人打歪主意，他们利用权力控制了国有资产而饱中私囊；更荒谬的是有了权力就追逐金钱，美色也伴随而来。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见多不怪的，但如今连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惊人的腐化和贪得无厌的大贪污案接二连三地发生。
从邓小平开拓的改革道路以降，经历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执行，中国终于从一个农村社会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经济大国。遗憾的是，中国的某些掌握权力的人已比资本主义更加腐化，因而在习近平的当政下，我们才怵目惊心地发现原来共和国还有不少大蛀虫，肆无忌惮地将国家资产当私产，这真是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更不是毛泽东时代所能忍受的。
刊登于2015年1月12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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