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交锋已浮上台面而告白热化，双方或者说三方（再加上公正党）也无法掩饰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有人因此推断，民联的瓦解已是迟早的事，而且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因骂战使到彼此下不了台，结果是以分道扬镳收场。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和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是无法走在一起，也很难达成共识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太明显也太大了。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存在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在反独裁反贪污和反对滥权与浪费上有共识，但在意识形态上又似乎南辕北辙，行动党坚持一个世俗的理念，不能同意宗教干政乃至宗教治国。打从民主行动党成立的那一刻（1966年），它就未曾探讨与伊斯兰党合作的可行性，因为民主行动党脱胎于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哲学与斗争策略，一向以来或多数时候是单打独斗的。例如在1964年新加坡尚未脱离马来西亚时，人民行动党角逐大选虽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但它是左右开弓的，没有与其他党联手或组成联盟。其结果是在夹缝中只能赢得一个国席（蒂凡那中选孟沙区国会议员）。
到了1969年大选时，即使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但民主行动党顶多只能与其他反对党进行局部的松弛性合作，不是全面的合作。例如在槟州与民政党达成某些谅解，在一些选区不形成三角战或多角战，但不曾推出共同政纲。
因此在选后，虽然行动党与民政党也大有斩获，把马华公会挤向墙角（只剩下13个国席，又失掉槟州主导政权），但经过“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1969年）的洗礼后，行动党不但与其他反对党站在对立面，而且成为在西马唯一被孤立的反对党（当时几乎所有的反对党被巫统收编而将联盟重组成国阵（1972年组联合政府及1974年成立国阵））。
自此，行动党在检讨党的方向与战略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再与反对党搞合作（由那时开始，行动党视民政党背叛了民意，自甘与巫统为伍）。凡是新的或其他反对党要探出头来，便遇上行动党拦路。如退出民政的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1974年）在大选中折翼 ；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在吡州），也被行动党边缘化。
由于行动党的战略是先收拾其他反对党，再收拾马华公会及民政党乃至砂州的人联党，因此它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林吉祥显然愿意等而不希望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后又闹得分裂下场。
也唯有到了1990年（从1974年起的16年后），行动党才愿意与其他反对党达成合作，前提是对方不是华基政党。就这样，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46精神党（从巫统分裂出来）与行动党一拍即合；另外行动党也不反对46党与伊斯兰党合作，只要不伤及行动党的形象。
在当年的大选（1990年），林吉祥也因势利导借助46精神党的力量使到行动党取得突破（国会20席），且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14席对19席），首次威胁民政党的根基。当时基于与伊党的间接合作被认为也不是坏事，也就促成了日后双方直接合作的基础。
果然不出所料，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时，林吉祥又看到另一个突破的机会，第一次同意安华的安排，直接达成三党合作（虽有人民党参与，但它的影响力相对的小，只能被视为是公正党、行动党与伊党的结盟）。可是这样的合作方式引起华社疑惑，也就造成行动党在1999年的大选遭遇滑铁卢，连带林吉祥和卡巴星也落马；反而伊党借安华效应大获全胜（控制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个国席），遂刺激伊党向“回教国”迈进，与巫统争宗教主导权，进而迫使行动党退出替阵（2001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蛇是行动党当年的写照。讵料在2008年大选，在安华的拉拢下，反对党终于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当308政治海啸发生后，人民再也不反对也不抗拒行动党与伊党重新携手合作，于是一个民联组成了与国阵对抗的另一个劲敌，我们称之为两线制。
尽管在2013年大选时，民联仍维持合作关系，也取得良好政绩，但这之后伊党与民联渐行渐远，从反对安华夫人旺阿兹莎接任雪州务大臣到反对行动党推动地方选举（哈迪阿旺指说会加深城乡鸿沟，甚至引爆另一个513）和揶揄行动党对回教刑法的立场，在在说明了民联已到了严重分岔的十字路口，没有人乐观其成地展望民联会破镜重圆，重修旧好；反而相信民联可能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形下，两线制何去何从？种族政治会否再次抬头？宗教政治可有空间伸展？这都是需要严肃思考的大课题。
刊登于2015年2月2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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