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2011年宣布正名为伊斯兰党）最近的动向是有些扑朔迷离的，它一方面与民联的关系陷入低潮，甚至掀起骂战；但另一方面也没有迹象显示它有意靠向巫统，共同组成回巫团结政府。因此有人纳闷，伊斯兰党到底怎么样了？它是要回到单打独斗的时代，还是与巫统重修旧好的年代？
针对伊斯兰党的不明朗的方向，我们有必要探讨伊斯兰党在转型过程中究竟它找到了什么样的定位？
最重要的变化是起于90年代，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当原任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斯里于1977年率伊斯兰党退出国阵并辞卸联邦土地矿物部长后，加上领导1978年的国州大选失利也就失去在党的影响力。1983年来自槟城的尤索拉哇（巴里文打国会议员慕查希尤索拉哇的父亲）取代阿斯里成为党主席后，一位来自吉打，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的法兹诺成为党的署理主席。从那个时刻开始，回教党转向宗教路线，以实现“回教国”为斗争目标，这些个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虽然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与马来西亚的逊尼派教徒有所差别，但就宗教革命一事，彼此间的差异是不大的（按伊朗的柯梅尼长老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一个神权国家，而以长老为最权威的人物，地位高过总统）。
由于受到伊朗宗教革命的鼓舞，回教党也就在1989年推举具有宗教背景的法兹诺出任党主席。
很显然的，当1990年的大选，回教党与从巫统分裂出来的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领导）合作是如虎添翼的。在获得东姑拉沙里（来自吉兰丹的皇室贵族）的支持下，回教党终于扬眉吐气，取回失去12年的吉兰丹州政权，从中扶持了一位也是更具宗教背景的聂阿兹担任州务大臣；而来自登嘉楼也是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的哈迪阿旺以署理主席的身份与法兹诺和聂阿兹将回教党巩固在以宗教为主的定位上。他们在检讨党的历史与痛定思痛后，发觉前人的路线摇摆不定（先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继之转向民族主义，与巫统路线大致相同，更与巫统合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失掉丹州执政权），认定惟有坚定走“回教国”的立场才是新的道路。
恰巧1998年安华跌马后组织了国民公正党，才又让回教党看到另一道曙光。在借助安华效应下，回教党终于脱颖而出，在1999年的大选成为大赢家（执政丹登两州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之，与回教党联手的公正党及行动党只能分别取得可怜的5个和10个国席，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马失前蹄，首次痛失国席。
由于回教党的一党独大并强行推动回教国的理念，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替代阵线），只剩下回教党与公正党维持不明朗的关系。
这个时期，回教党更加突出它的铁三角（法兹诺、聂阿兹及哈迪阿旺）是党的基石；而回教国是未来的目标。此外，回教党也效法阿拉伯中东国家成立长老协商理事会以成为党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直到今天，这个组织的主席仍然是聂阿兹，副主席则是哈仑丁）。
有了这样的方向，回教党分别于1993年及1999年在丹州和登嘉楼的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以作为落实回教国的重要步骤。2002年法兹诺逝世，哈迪阿旺接替其位，他比法兹诺更加保守和坚持宗教治国的理念。
即使在2008及2013年的大选在安华的坐镇与斡旋下，让民联取得辉煌的战绩，但也无法通过安华消除回教党与行动党存在的隔阂，两党之间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回教党醉心于通过宗教的力量改革社会的弊端；而行动党则表明要通过世俗与协商的精神来改革政治弊端。
正是为了改变政治生态，行动党于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不得不再与回教党重修旧好，并紧紧团结在安华的领导下，期望有朝一日步入布城。
虽然公正党与行动党有此强烈的理想，但回教党似乎不热衷于夺权。哈迪阿旺说过，回教党的成立目标不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是要推动回教国，从中显示哈迪阿旺与公正党和行动党有不同的政治视野；尤其是近期的各自表述暴露了三党的同床异梦，随时都有拆伙的可能。既然伊斯兰党无须顾忌政权的动摇和议员数目的多寡，它就比公正党和行动党来得潇洒，对未来的大选结局也就无须耿耿于怀。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伊斯兰党直到今天也没有针对与巫统组亲善政府表态，因为这也不是伊党的目标。
同样的，巫统虽然看到与伊党合作的重要性，但也不刻意营造特殊气氛，因为在此时此刻，国阵更加重视和需要朝野的大团结和大联盟，以安定动荡不安的政经困境。
从这个角度演绎，我们将看到伊斯兰党会走自己的道路，并不会改变已存在脑海的回教国的观念，包括也已准备与公正党和行动党“摊牌”，是以不容乐观两线制会被巩固下来。反之，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局面会在不久后浮现。也许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民联起内讧，这与安华2月10日的判案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既然伊党已不给安华情面，它的下一步怎样走，也就不言而喻了。其结果是民联将发生质与量的变化；而国阵也需要调整步伐应对新形势的涌现。总的来说，伊党的动向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朝野将不可避免会因它的宗教至上观受到巨大的冲击。
刊登于2015年2月2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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