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新加坡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得以挤入世界之林；但对李光耀来说，是一个痛苦与苦涩的日子，他掉下伤心的眼泪。李光耀这样说：“前途是渺茫的，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该怎么生存下去？就连我们的食水也是来自柔佛”。
他又说：“现在我们脱离了马来西亚，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国家。”
在独立不是新加坡自个儿争取而得到的情形下，李光耀原先的愿景是促成马新重归统一，而这样的回归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取得的，但在无法合作下去的时候，新加坡也就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也许这个问题是李光耀不曾想过，即使有想到也没有策划过，因此当独立到来时，李光耀得为这个岛国规划它的未来。
在独立时新加坡只有200万的人口，其中华人占75%，但在今时今日，通过填土和外来移民，新加坡的土地总面积是716.1平方公里，相等于276平方英里，通过填海土地较独立时增加了62平方英里。人口方面已有540万人；公民325万人，华人仍占75%。这就是独立以后的新加坡最大变化之一（2013年数据）。
虽然李光耀这样说：“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盲无目的的道路。”但他很快地先建立起自身的国防力量。在借助以色列的建军方式下，新加坡的武装力量也就建立起来了，国民服役成了新的力量泉源。
如果以时间来计算，新加坡的独立是十分微妙的，也就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那时新加坡的左翼也曾掀起反政府示威；更介入了援越抗美的斗争。
后来由于左翼内部的意见分歧，新加坡社阵就出现分裂，也有的走上激进的道路。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就有一个章节描述他与社阵及左翼斗争的经过。
另一方面，李光耀的回忆录也有五个章节是叙述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例如在建国之初，新加坡就面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6-1976）。李光耀这样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时期，我们没收了大量印有“毛泽东语录”的中国邮票，我们也没收了数以千计由中国水手带进来准备分发的毛泽东的小红本。”
“1970年末，北京悄悄改变了对新加坡的立场，我们的外交使节都受邀参加中国的国庆酒会，中共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量拉拢各国政府以共同对付苏联。”
由于中国立场的转变，也使到新加坡作出正面回应。于1971年在联合国投下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一票。虽然在当时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但毛泽东已意识到与美国友好的同时也要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1974年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访问中国并与北京建立邦交一事也鼓舞了新加坡必须积极行事。果然在1976年5月，李光耀在未与中国建交下飞赴北京，此时毛泽东主席已进入垂暮之年，但他还是在中南海接见到访的李光耀。这次的会面对中国来说是政策的转变，可以接受新加坡的独立，不再称呼它为美国和英国的附庸；对李光耀来说，则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不再是中国和毛泽东的政治敌人，而是可以“化敌为友”的。
很显然的，中国虽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尾声，但在调整下，已强化了它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尤其重视睦邻外交。在这方面，中国理解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的特殊性，也就同意等待其他东合国家与中国建交后再与新加坡建交。就这样，当印尼的苏哈多政权于1990年与中国复交后，新加坡就尾随而至。
其实，新加坡与中国循序渐进地发展友好关系，并没有影响李光耀为新加坡打造一个全新的教育政策。
李光耀说：“独立之初，我们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
“我们的双语政策制定之初—是以英文为谋生工具，二通过母语以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参见李光耀新加坡双语之路）。
因为政策的大改变，有人说新加坡已是英语教育为主的国家，而华语则被视为第二语文。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李光耀在1979年有一个“多讲华语，少数方言”的运动，连电视广播也以华语为主。有人认为这无形中牺牲了方言，但新加坡认为推动华语是正当的。
不过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引发的另一个争议是在1998年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国立大学。这意味着，有25年历史（创办于1955年-1980年）的南洋大学就此消失了，今天的南洋理工大学在位置上虽然接承了南洋大学的校址，但在实质与传统上是原来的南洋大学大不相同。
在经济方面，李光耀的政策与其他国家一样，先是吸引外资和提供优惠税务政策，逐渐地，新加坡的经济成长令人羡慕，从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上升至5万美元，而且成为世界五大金融中心之一（另外四个是伦敦、纽约、香港及东京）。
当然在政治上，新加坡所塑造的“一党独大”被认为是民主的不足，也授人以柄。虽然如此，李光耀认为他的精英统治是成功的，至少在他于1990年卸职让位于吴作栋时，新加坡的政治是稳定的，人民行动党仍然是屹立不倒的。在这方面，新加坡不赞同所谓的“两线制”。
一项值得注意的改变是在2011年的大选，新加坡反对党在政治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口而成为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由于打下良好的经济根基，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马来西亚及韩国时，新加坡也及快地调整货币对比而得以渡过危机。
刊登于2015年3月26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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