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一个新加坡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名字；也是一个与世界上最多政要与领导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他造就了新加坡的特征与风格；他也向世人证明一个弹丸小国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而且他本身凭着这一个岛国的领导人把个人的魅力辐射到世界各地。李光耀因此成了一个时代的标记，一个令人生畏而又不能忘却的政治人物。
为什么李光耀有如此说不完的故事？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时代的争议性人物？让我们揭开这个复杂但也不神秘的谜团：
生于1923年9月16日的李光耀是一位道地的峇峇精英（他在回忆录中有提及马来西亚的成立日刚好是他的生日，但没向外透露）。从他的曾祖父李沐文开始（1862年从广东大埔移居新加坡），到了李光耀时已是第四代移民。如果从其祖父李云龙算起，经过他的父亲李进坤，再到李光耀，这李氏家族已是第三代土生土长。李光耀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由于这个缘故，李光耀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李光耀远赴英国留学，后来他的爱人也到英国留学。1949年在剑桥大学取得双重一等学位毕业后，于翌年与他的爱人柯玉芝结婚。同年8月，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创业。在律师界翘起名声（他的夫人也是律师）。最主要的是，介入工运和学运的抗争运动而成为他们的代表律师。
例如在1952年代表邮差职工会谈判取得成功；1954年5月28日为马来亚大学一批学生作辩护，他们被指在“华惹”刊物上刊登煽动性文章，结果8个学生全部无罪释放。又如1954年5月13日，因华校生（主要是中正学生）反对服兵役而展开示威，有48名学生被捕，也是请李光耀担任辩护律师。
虽然学生“罪名成立”，被判监3个月，但学生们宁可坐牢也不求情。自此以后“513”成为华校学运的新起点。李光耀也从中成为学运和工运的辩护律师和朋友。在介入华教运动后，李光耀看到一个能为自己探索未来的愿景。
眼看时机成熟，李光耀于1954年下半年积极筹组政党，他要的是一个正规和有机会大展身手的平台。于是他物色适当的人选成为发起人。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来自新加坡工友联合会的代表林清祥及方水双会见了李光耀，后者很高兴能够得到前两者的支持。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林清祥和方水双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助手，当时我深信我们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李光耀回忆录，页209）
在接受李光耀的意见后，方水双成为党的发起人之一，但林清祥不成为发起人。李光耀不晓得林清祥不加入成为发起人的真正原因，但林清祥后来则与李光耀走在一起（他们两人的恩怨情仇也在后来；尤其是在60年代掀起了滔天巨浪，从而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运和命运）。
1954年11月21日，无疑是新加坡历史崭新的一页。在李光耀领导下和在林清祥（左翼阵线领袖）支持下，一个命名为“人民行动党”的政党诞生了。除了整合各方力量外，李光耀成立政党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决定率领行动党参加林德宪制下的立法议会举行。
因为不准备组织政府，况且行动党当时的组织薄弱，决定只派4名候选人参加角逐1955年的立法议会选举，结果有3人中选，他们是李光耀、林清祥及吴秋泉，但蒂凡那落选了。另外一位阿末依布拉欣则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也当选立法议员。换句话说，人民行动党只有区区的4名代议士，不构成对其他政党的威胁。
既不能做政府，行动党也就让其他政党组织政府。于是劳工阵线先是支持马绍尔出任自治邦的首席代表；继后在1956年支持林有福成为首席部长，取代已辞职的马绍尔。
林有福是右翼分子，他也在1956年借中学联被查封引发的示威事件及工人参与其中而扣捕林清祥等人；一时也挫折了行动党内的左翼力量。不过倒没有阻止行动党在1959年倾巢而出全面参加大选，总共派出51名候选人。当5月30日投票（1959年）过后，人民行动党取得43席，林有福的人民联盟一败涂地，只取得4席，这意味着行动党将起而执政。
但李光耀在这时开了一个条件，要求当局先释放指定的8名政治拘留者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及普都遮里等人。就这样李光耀在6月5日宣誓就任自治邦的总理，新加坡政治掀开历史新页。
在执政之初，人民行动党基本上保持和谐统一的局面，尽管林清祥等人只被安排担任不起眼的政治秘书职位，但左右派当时仍未起正面的冲突，双方还是静观其变，直到1961年行动党内的左翼队伍在林清祥的率领下，退出人民行动党而另起炉灶，组织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名字与马来西亚的社阵一样，都是走左翼统战路线。
当面对严重分裂的时刻，李光耀的第一个危机是在立法议会中能否取得一半以上的支持，否则即将辞职。
在每票必争下，李光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足26名议员（总共51席）支持政府。这就是说，行动党暂时稳住了阵脚；而李光耀也继续推动与马来亚合并组成大联盟（马来西亚）的目标。在这方面，李光耀是与林清祥及社阵是势不两立的，前者希望新加坡及早加入马来西亚；后者反对这种迫不及待的合并，主张先后让北婆人民自决后，再来讨论是否加入马来西亚的大课题。
因为斗争的多样化和涉及国际加入其中（印尼与菲律宾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马来西亚的组成也在后来引发联合国的关注，派出代表团来收集东马（沙砂）人的意见。
在较早时，新加坡也在1962年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合并的形式，结果有71%的选民选择A；而25%投了空白票，也意味着新加坡决定并入马来西亚，这就使到行动党与社阵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
为了赶上合并的列车，李光耀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后（9月16日）举行新的大选。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安排，李光耀将大选的提名日定在1963年9月12日（距离马来西亚成立尚有4天）；而投票日订在9月21日（马来西亚已成立5天了）。当成绩宣布时，行动党赢得37席，一直乐观以待的社阵则只能取得13席，不但无法起而执政，其领袖包括林清祥等人（在1963年2月2日又再被捕）也释放无望。经此打击，社阵面临的冲击也就显而易见了。
虽然新加坡也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一个州，拥有劳工及教育自主权，但他与西马的政治领袖的关系却未见融洽，反而是在骂声不绝中一天渡过一天，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这对新加坡到底是喜抑或忧呢？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论述。（上）
刊登于2015年3月25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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