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到底还存在吗？（天下纵横）

这一下子，百姓都给搞糊涂了，这边厢因为伊党宣布与行动党断交，因此导致行动党也宣布民联“寿终正寝”，民联不再存在了。于是也用最快的速度把槟州民联政府改称为“槟州人民政府”。这意味着行动党不再承认民联是一个组合。

但在另一边厢，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宣布民联仍然存在，他不同意行动党说民联已“死亡”。因为行动党仍未向伊党提出正式的声明；而公正党也同样未有照会。

他认为只要存在一个政党以上的合作就可称为联盟。因此民联还是存在的，至少公正党仍与伊党合作。

与此同时，甫当选伊党署理主席的端依布拉欣承认这次是伊党与行动党的第二次断盟（第一次断盟发生在2001年，因行动党不满意伊党蓄意推动回教国，乃告退出替代阵线（替阵））。

为此，端依布拉欣希望未来有第三次的合作。

不过他认为伊党将继续与公正党合作。

从伊党的立场来看，它不会退出民联，也不相信公正党会与伊党切断关系。这就留下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了。

这个难题是：民联还存在吗？

当行动党认为它不存在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与伊党已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被委任的伊党在槟州的一般官员都得辞职，这事已在槟城发生。

现在问题最严重的是雪兰莪州政府，州务大臣阿兹敏需要稳住两边的阵容，失一不可。巧合的是，行动党与伊党在雪州各有15个州议席，只要一方退出联合政府，阿兹敏就会面临倒台的危机。

既然伊党不承认脱离民联，也意味着它不会让联合政府垮台；这就轮到行动党头痛了。留下来参与联合政府是它的本意，但不与伊党往来则是最新的决策。如果伊党与公正党的关系无法断绝，行动党是要继续与公正党合作或是忍痛离开联合政府？这真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既然林吉祥已说不会回到三角关系的时代，就表明行动党正等待伊党内的开明派另起炉灶，组织一个新政党，与公正党及行动党组成新民联。但它的重大意义是脱离伊党另外组织新政党也必须要有雪州的伊党议员加入，才能有助稳定联合政府。如果它无法影响雪州的伊党议员加入，就要提防伊党议员集体退出联合政府了。

正由于行动党与伊党对民联有不同的诠释，再加上公正党与伊党存有微妙的关系，也就可能事事未能让行动党感到满意。在这种进退维谷下，也致使行动党同样陷入难以决断的困境。

严格来说，民联即使不死也已经是瘫痪了。

刊登于2015年6月29日《号外周报》第741期

雪州政局波谲云诡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断交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争吵还是没完没了，以致由公正党主导的雪兰莪州政权出现微妙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三党的势力不相上下，任何一方退出都足以使到州政府倒台。但如果维持现状，三方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会继续纠缠不清。究竟雪州的政局会起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又如何维持原状呢？

根据雪州大臣阿兹敏觐见雪州苏丹后的文告说：“我（向苏丹）保证雪州政府稳定完整，以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继续专注满足人民的愿景；而苏丹殿下要求雪州政府继续稳定，以发展雪州，履行对人民的责任。”

这就是说，苏丹希望现状得以维持，阿兹敏继续领导雪州政府。在这方面，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率先表态，他促请全体的雪州议员继续支持阿兹敏领导的州政府。他在声明中强调只要没有违反可兰经及圣训，伊党将继续与民联政治结盟。

民主行动党又如何回应这样的“合作”呢？这对行动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若是退出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可能倒台。这也不是行动党的初衷和目的，毕竟雪州政府得来不易，也首次反映出种族结构的平衡。因此我们认定行动党不会轻言撤退；反之它可能会提出某些调整的方案，避免行动党人与伊党人直接碰头或一起工作，以免瓜田李下，被指“暗渡陈仓”。这显然是行动党不能接受的。但对阿兹敏来说，任何的调动若“伤及”伊党的利益，又会掀起风波。在顺得哥来失嫂意下，我们相信阿兹敏及公正党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除非行动党有“软化”其“断交”的诠释，不然在“老死不相往来下”也就可能出现变局了。

不过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哈迪阿旺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出“回教刑法”的字眼，显然是为了缓和对峙的局面。行动党会否以此要求伊党不在雪州议会内提及此事也不辩论法案？同时不再强调回教刑法，伊党会如何回应，我们不得而知。

在其他方面，又有不同的讯息披露新民联会出现，包括安华深信重组后的反对派会更加团结与强大。

遗憾的是，安华没有详加说明，也不知他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伊党的“开明派”另起炉灶，并获获得大多数伊党员参加，包括雪州的伊党州议员，那政局就会大有改变。

问题是“开明派”能否一蹴即成地如同安华组党的快速？如果要等百日后再观察或伊党仍留在雪州政府内继续操作，那形势对开明派是不利的。

于是另一种说法浮现，既然民联已经“不存在”，伊党的支持又不被赏识，那可能会触使伊党与巫统寻求合作，可是这种合作是不完美也不值得鼓励的，因为巫统的12席加上伊党的15席，再加独立人士（前大臣卡立）的1席，总共28席就形成半数的局面，至多逼州议会解散重选。即便组成新政府，在缺乏华裔和印裔的州议员下，岂不是成立种族政府？为此在现阶段回巫合作的可能性不大。

反过来，行动党若能尽快促成新民联的诞生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好事多折磨，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既然新形势的涌现不易催生，那么“保持原状”又是否行得通呢？

当下阿兹敏领导的公正党只有13个席位，它不但需要行动党15席的支持，也同样需要伊党的15席支持。因此保留原状成为他唯一的选择与苦恼。下来就看行动党的新立场了。

总而言之，在表面平靖的情况下，暗流汹涌是难免的，我们只能用“波谲云诡”来形容雪州的政局。它也可能成为未来大选的一个“反面教材”，这是行动党最为讳忌和伤脑筋的课题。

刊登于2015年6月29日《南洋商报》

组织新党难守成更难？（现代春秋）

吉兰丹副州务大臣莫哈末阿玛说历史证明，所有的新政党都不长久。他说这话也许是对的，但也不全对。

例如他举例的46精神党及回教阵线（1978年丹州伊党分裂，其中由州务大臣纳西领导的新党胜了11席，但过后就被巫统融化了）寿命不长久。因此他希望有意从伊党脱离出去的“开明派”要以此为借镜。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封禁或被迫放弃的政党也不少，计有马来亚民主同盟（成立于1945年，解散于1948年）、马来国民党（成立于1945年，被禁于1950年）、马共（成立于1930年，被禁于1948年）及马来亚劳工党（成立于1952年，其注册于1972年被吊销）。

在战后，还有一个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大阵仗的政党是由巫统创党人拿督翁所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拿督翁因不满巫统不同意开放门户愤而退党，组成可容纳各族的政党，当然仍以马来人为主导。

1954年，拿督翁的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以便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与巫统争一高低。当时拿督翁信心满满认为比能组织自治邦政府，但巫统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也在1954年联合马华公会及国大党组成联盟，其种族代表性就比国家党强了（当时国家党的主席是拿督翁，副主席是连裕祥）。

讵料在普选中国家党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包括拿督翁也败选；反之，联盟大捷，在52席中囊括51席，剩1席归回教党。

虽然拿督翁仍有很高的斗志，但已改变策略，直斥联盟中的马华准备把马来西亚变成中国的第廿个省。在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拿督翁把党的重心移向马来社会（登嘉楼），结果除拿督翁个人当选国会议员外，另4人当选州议员，与伊党在登嘉楼共组联合政府。讵料不及半年，国家党议员倒戈进入巫统，州政权归巫统（联盟），如同重锤一击拿督翁。直到1962年拿督翁的逝世，国家党也就“寿终正寝”了。前后不过11年光景玩完了。

任谁也不想不到，原本是国家第一任首相的拿督翁因错误地估计形势，在时机未成熟下离开巫统，变得自食其果了。

与此同时，在1951年由林苍祐组织的急进党，虽然在1951年乔治市市议会选中一炮而红，但在1954年就自我消失了。

接着在独立（1957年）后，从马华公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党“马来亚党”是由陈旗岳领导的，他在1959年参加大选，但只他一人当选马六甲市国会议员。不久之后，这个政党无疾而终。

没有参加马来亚党而是以独立人士在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的是陈世英和郭开东，他们的独立阵线甚至还控制了芙蓉市议会。

正由于机会来了，当林苍祐于1960年从英伦归来后，他被马华前党要邀请，也就在1961年与陈世英及郭开东在芙蓉宣布民主联合党的成立。一下子就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好不威风（林苍祐是在1954年促成急进党解散而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1958年他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总会长，但1959年因国会议席之分配与巫统产生分歧和冲突，乃被东姑摔在一边，后者转而起用陈修信代表马华推荐联盟候选人，大权旁落的林苍祐一怒之下，辞卸总会长职，也退出马华，飞往英国度假。

但在1961年后，林苍祐又意气风发，虽然他只担任民主联合党的副主席，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

不幸的，在1963年民主联合党闹分裂，陈世英一派离开民主联合党，林苍祐只好将党的大本营搬回槟城，但在参加1964年大选失成绩差强人意，只他一人当选国会议员及另4个州议席（包括林苍祐在内）。虽然他成了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但离开他卷土而来的目标甚远。

1968年，他下定决心解散民主联合党（前后存在不过7年），将整个党带入新成立的民政党（1968年）。初时人们不看好民政党，因为林苍祐已先后参加三个党，再加上民政党就是第四个党了。

谁知时来运转的林苍祐竟然在1969年的大选一举夺得槟州执政权，槟城开始了林苍祐的年代。

民政党的斗争对象是马华，但转成执政党加入国阵（1974年）后，其斗争对象变成民主行动党，直到2008年大选，民政党痛失槟州江山，至今尚未复原。有人认为民政是历史较悠久的政党（47年）。虽然目前仍在下沉中挣扎，但什么时候能卷土重来，也得问问政治气候。

再一个是声势浩大的东姑拉沙里团队，他在1987年与马哈迪争夺党魁失败后，就在1989年另起炉灶，创立“46精神党”（纯马来人政党），准备与巫统争夺国家领导权。

虽然46精神党获得行动党及伊党左右的支持，但后劲不继，也就在1990年大选成绩不如人意，只得8个国席。

即使在1995年的大选，易名为46马来人党，成绩更是退步。在意兴阑珊下，于1996年率全党重返巫统。就这样只有7年历史的46党就此关门大吉了。

还有两个华基政党也是寿命不长，一个是1971年从民政分裂出来，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但1974年大选只赢得一国一州，1978年无所获后也就不再活动了，前后不过7年光景。

再一个是先由叶锦源领导，后由范俊登接手的社会主义民主党是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因为参加1978年、1982年及1986年选举无所获后，也就自我消失了。1999年范俊登回巢后，他依然无法在州席胜出，也就自我淡出政坛了。

从上述来看，组新党成功的例子太少了，前有民政党，后有公正党算是比较能支撑得住的政党，其它的也只好在政治波浪中沉没或随波逐流，难成大气！

刊登于2015年6月29日《光华日报》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奇葩 —以槟榔屿的历史演变为实例 （直挂云帆）

英国人莱特于1786年开拓槟榔屿后，华人才开始集体的迁移海外，而第一个站就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

由于具有吸引力，在1788年（槟榔屿开辟后的两年）时，莱特说市镇的人口增加得很快，此时槟榔屿人口已有一千人，其中2/5为华人。

1794年2月，莱特上书东印度公司（他在同年12月因疟疾病逝，终年54岁）说：华人成为我们居民民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000人，从事各种不同行业。1800年，英国再拿下威省，每年付吉打苏丹一万元西班牙币。直到今天，槟州政府仍要象征式付马币一万元给吉打苏丹。

1819年，莱佛士占有了新加坡；1826年英国决定将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管治。

英国政府之所以控制马六甲海峡是需要一条安全通道由印度将产品运送到亚洲各地；尤其是中国，而又将中国的产品运到欧美国家牟利。当年英国主要是贩运鸦片进入中国，企图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因此控制马六甲海峡后瞄准中国市场与人力是英国的既定政策。

在1839年时，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前往广州的虎门销毁英国商人的鸦片（近二万箱，约237万余斤），终于引致英国向清廷开炮，掀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

鸦片战争改变了清廷的政运，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更因之鼓起海外移民潮，数以千万计的华人不畏艰辛万苦，也不怕狂风暴雨，纷纷从家乡移居海外，一个海外华人社会由兹形成。

就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廷与英方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强迫开放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至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治外法权。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华人向海外移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更难能可贵的是，华人南来后竟将所在地发展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据点之一。

但因为满清的颟顸无能，激发了一位旷世奇才在目睹清廷的保守与专制之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严重地暴露民族的积溺性，乃在1894年上书清廷大臣李鸿章，诉诸强国之道，可惜未被重视。他乃转而流亡海外并采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满清政府和为中国带来新希望，这个人就是直到今天仍被称颂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从1905年至1910年先后来马新5次，最长的一次是1910年逼留在槟城8个月之久，并召开庇能会议，也扭转了中国局面，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了。自此之后，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有了转变。

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的普及，在1921年时，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有华校70间，但到了1924年激增至292间。虽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掀起中日战争，但马来亚的华校（包括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和马来联邦共11个州）加起来一共有1150间（中小学计算在内）“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即指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州；而马来属邦（Non-Federated Malay States）则指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登嘉楼及柔佛五州）。

就槟城而言，在“五四”前后增加了新式学校20余间，包括钟灵、福建女校（槟华女中）、璧如、务内、毓南、慕义、培南、益华、颍川、台山、育才、崇德、华侨、商务、韩江、新民及公民等校在内。

另一方面，比之华校更早成立的是英殖民政府推动的英校，如著名的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1816年，明年庆创校200周年），其它英校有圣乔治女校（St. George's Girls School）、修道院女校（Convent School）、圣芳济学校（St. Xaviers' Institution）、英华男校（Anglor Chinese Boys' School）等。政府后来也对这类学校给予资助和发展。以至到了今天，这些英校（虽然在70年代英校改用马来文为媒介语，但仍未全面改变其英校的特色）仍然保持英国文化的传统。

虽然华裔子弟就读英校的人数比华校生少（1924年比例是33%-66% ；到1937年的比例是17%-82%），但因为英校生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关照，提供政府部门就业机会，提供奖学金赴英伦深造，也就造成一个讲英语的社会一枝独秀存在马新的社会，与华校形成两个不同的源流，各展风采。

其实在论述教育如何改变槟城的精神面貌之时，我们有必要回顾槟榔屿的成长历史，以便从中探索和分析它如何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汇于上层建筑中。

槟城特别是乔治市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东西方文化（文明）交差与融洽的中心地，所以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也带来了他们本身的文化、宗教和社团组织。在英国的经营下，槟城已成为英国在东亚的桥头堡之一，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无可否认的，槟城的特色是将不同教堂与庙会浓缩在一个小小的市区内，让人感受到它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在世界各地也是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和宗教折射出来的光辉，再加上十分独特的海墘水上人家，早年许许多多的船只不单是用来捕鱼的，也肩负更重要的工作，从事转口贸易和使之成为货物的集散地。百多年来，虽经沧桑的变化，也不再有自由港，但海上人家的房屋及长长的木桥形成了美丽的景观，为乔治市登录世界遗产增添一份魅力。

另一方面，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榔屿也发展成为区域的教育中心之一。陈绿漪博士的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这些各式各样的老师真的是来自全世界，而学校正是汇流点。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学童在这里碰面、探索和灌输新的统合。回教是马来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回教徒的团结因素；华校是各方言群共同学习的场所；英校则是培养各种精英的阶层，他们在殖民地的政治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本文是作者于6月6日应邀参加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办的学术论坛（在北京）时所提呈的论文一部分摘要。作者也是炎黄国际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分会会长）

刊登于2015年6月25日《东方日报》

评东姑拉沙里的“新论” （天下纵横）

不知是善忘或是思想有了转变，一度曾是政坛红人的东姑拉沙里建议大马不应再出现种族政党及宗教政党。唯其如此，才能重新团结新一代人。

虽然他预见这样说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他认为种族及宗教政党是英殖民地留下的遗物。

其实如果没有人挑起种族矛盾和冲突，各族人民自我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介入政治纷争或煽起种族情绪，那就会使问题较复杂。正因为马来西亚社会的特征是各民族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就引致战后（1945年）成立的政党都包含种族的因子在内。例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是纯粹马来人的政党；也在同一年成立的民主同盟党就以华人为主导，虽然它标榜是多元性政党。

及后1946年成立的巫统也是以马来人为政治对象；还有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及1946年成立的国大党则分别属于华人和印度人的政党。

即使在后来出现左倾的劳工党（1951年），仍然以华社为争取对象；而在1955年出现的人民党，同样是左翼政党，但以马来人为主导。虽然这两个政党存在着种族倾向，但不妨碍它们用意识形态团结起来，因而在1957年有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个组织。

同样的 ，以右翼为政治立场的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就组成联盟（1954年）。换句话说，它们用相近的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

但不论各政党间如何强调它们是非种族性的多元政党，它们都不能否认有种族倾向。例如早期的社阵即使有马来人或印裔候选人，但绝大多数是在华人居多的选区取胜的。

即使在后来（1969年）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都不能否认它们是根植华社的。民政在槟州的执政是因为它取代了马华公会；而行动党在城市崛起也是靠华人的支持起家；人民进步党在吡州的成就也离不开这一事实。

让我们再回头看，当年（1951年）拿督翁离开巫统而成立马来亚独立党时，初期也是标榜多元性的，但在后来易名为“国家党”（1954年）后就逐步走回马来社会；尤其是在1955年普选全军覆没后，拿督翁也不得不打种族政治牌才勉强能够在1959年的大选在登嘉楼取得一些席位（这个党在拿督翁1962年逝世后无疾而终）。

1989年，角逐巫统主席职失败的东姑拉沙里（1987年）也在两年后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这也是一个种族性政党，与巫统大同小异。当1990年大选失利后，东姑拉沙里就将党易名为“46马来人党”，这说明了一个政党若不依附一个种族作为生存的基本盘，它将难以持久的。

由于东姑拉沙里的保守政治也导致他在1996年解散46马来人党，集体回巢巫统。

从这样看来，种族政治尚未成为过去，它依然是我国的主要政治格局。

刊登于2015年6月22日《号外周报》第740期

十八个国家百余学者汇集北京大学

东方论坛王赓武开幕·林祥雄总策划

（槟城讯）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和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联合创办的“21世纪东方文化论坛”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前（6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隆重开幕礼，恭请新加坡国宝级学者王赓武教授主持开幕，其他致词者有大会主席林祥雄教授及北大副校长李岩松教授。经过2天的论文分享后，与会学者收获丰硕，共有116来自18个国家的学者参与其盛。包括非洲、埃及、南非、尼日利亚、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比利时、澳洲、印度、日本、伊朗、蒙古、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其中有71位学者发表精辟论文。许多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也受邀担任顾问，包括王赓武、刘太格、杜维明、陈鼓应、刘梦溪、袁行霈、张国有、张庆善、白光华、安乐哲及米歇尔等。有关活动由林祥雄的创新基金会赞助。

此论坛的倡议人兼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创会会长林祥雄教授说，在十年的协议之下，此项论坛每年将订在不同的国家举行，今年是在中国北京，明年至未来8年分别定在比利时，西安，土耳其，上海，美国，成都，首尔，厦门及新加坡举行。

他说，2009年创办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主要是为了在海外推广文化传播，本次跟北大合作乃是新篇幅。北大拥有116年的悠久历史，乃是中华文化思想的宝殿，北大给了我很大的资源。双方合作具有两大方向，即从哲学和文化思想方面出发，更重要的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北大的成功与失败是跟中华民族当代与未来攸关。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雄在闭幕礼上作总结分析说，论坛分为4个方面，即传统思想哲学和文化价值的新评价，从文化价值方面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华文化等。早在2千多年前东西方之间已经存在联系，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来，交流更加频密，所以未来理应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在闭幕礼上也颁奖予数位得奖人，他们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设贡献奖”得主，即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梁立基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学科仲跻昆教授；亚非语言文学学科张鸿年教授，汪大年教授，孔远志教授；印度语言文学学科：马孟刚教授。

“北京大学东方学学术研究贡献奖”得主为陈嘉厚教授和张殿英教授。

马来西亚方面，由分会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带队，团员计有：符芳侨、拿督吴恒灿、周素英、吴彦华、詹缘端博士、黄美冰博士、陈金辉博士、田英成、胡逸山博士及程文慧等人。

刊登于2015年6月17日《星洲日报》、6月20日《东方日报》、6月20日《中国报》、6月21日《南洋商报》、6月22《光华日报》及《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