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槟州客家公会76周年的会庆上，我用最短的时间（约一周内）推出的客家历史短片是为了配合今年的会庆主题：“客家先贤，开路先锋”。
这个故事是从槟榔屿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的。当1786年英国人莱特开辟槟榔屿时，他就发现绝少人烟的槟榔屿是不可能发展的（历史纪录当时有不超过百人住在槟榔屿，也有说58人而已），于是他通过各种方法，通过中介人将中国南方的工匠输入槟榔屿。由于他们多数通过澳门来到槟榔屿，也就使到后来的英国学者将这些华人称为“来自澳门的人”（莱特也同时引进来自印度的劳工）。
可是澳门毕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对英国要引进大量的劳工极不方便，于是下来的历史揭开了英国人为什么要占据亚洲及马六甲海峡的因由。
当英国在1824年成功地与荷兰交换殖民地后，马六甲就归英国；而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就属于荷兰。这样一来，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也就归属英国人。
在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和新加坡（1819年由莱佛士开埠）及马六甲合并组成海峡殖民地，完全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通过马六甲海峡，英国将在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收成的鸦片运送到中国南方的港口，一方面是为了牟利，另一方面是荼毒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
1839年，原任湖（北）广总督的林则徐被朝廷委任为钦差大臣进行肃毒，为彰显效果，他在虎门焚烧了从英国商人充公来的两万多箱的鸦片，中国民众鼓掌叫好，感谢林则徐的大义禀然行动，为中国人赢回尊严，但却得罪了英国政府。
因为英国不甘失掉这一大块的肥肉，也就在1840年将其军舰通过马六甲海峡开往中国，炮轰脆弱的清廷政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在清廷投降后，清廷于1842年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的土地和主权开始被外国势力蚕食了。
在清廷的统治下，中国的南方人民因民不聊生，也就纷纷向海外迁移。换句话说，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向海外移居是很少的，例如槟榔屿南来的华人也不超过一万名，但在鸦片战争后，通过香港向海外移居的华人络绎不绝，终于形成“海外华人”这一个特殊的名词；其中槟榔屿在1851年时，华人人口已达至2万5千名。
当1851年洪秀全领导客家人在广西的金田起义后，一场由客家人领导的农民革命终于席卷中国半壁江山，而在1854年在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与在北京的清朝对峙。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引发清军全面追剿太平天国洪秀全子弟兵和客家人，也就有更多的客家人向外逃难，一些人落脚在槟榔屿，他们定居在荒山野岭的浮罗山背，避开英人的通风报信而引进清兵的抓捕；也有一些人落脚在婆罗洲（今天的沙巴）的山打根；也有人辗转到印尼。
久而久之，浮罗山背逐渐变成一个讲客家话的小市镇；而乔治市则成为讲福建话的天下。我们在2006年时曾与台湾各大学的客家研究所的学者进行交流，邀请他们来考察浮罗山背是否具备“客家村”的地位。
这一批先后来到的学者和研究生不下30位，得出的结论是浮罗山背是客家人的聚落。
在这种先天的条件下，我们的客家公会也在2007年成立“浮罗山背客家村委员会”以便能有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投资者能规划和出资建造一座名副其实的“客家村”（这个宏伟计划将在明年动土建造）。
除了浮罗山背成为客家人的“地标”外，也有历史证明客家人是南来的开路先锋。比如在1799年出现的海珠屿大伯公庙就是纪念三位最早生活在槟城的客家人，他们是张理（大埔）、丘兆进（大埔）及马福春（永定）。他们的坟墓直到今天还是位于大伯公庙的后面。后人按秩尊称他们为大伯公、二伯公和三伯公。大伯公因而被本土化，经过两百多年的洗礼，这座大伯公庙仍归客家五属所管理。
还有在太平天国年代南来的著名客家人有：（1）来自惠州叶亚来（1837-1885）。在1854年南渡，在1870年改建吉隆坡，直到1880年由英国人接手。
（2）来自增城的郑景贵（1821-1898）在开矿发迹后，身份十分特殊，既是海山（会党）的首领，也是甲必丹，更是吡叻的委任州议员。他参与了1874年《邦咯条约》的签署，启开了英国的政治势力伸入了半岛。今天郑景贵的故居已成为《侨生博物馆》。
（3）郑景贵的儿子郑大平（1876-1935），它不但与其父亲对太平的开埠有功，而且在1918年获得英国批准以个人名义发行钞票。
（4）姚德胜（1859-1915）及胡子春（1859-1921）（他也是郑景贵的女婿）在1905年开辟怡保有功。
（5）来自大埔的张弼士（1841-1916）在印尼发达后，来到槟城发展。先于1894年出任清朝驻槟城副领事；更在1904年在槟城开办全马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取名为中华学校，他留下的私邸今天已成为古迹景点的“蓝屋”。
下来的张煜南（荣轩）（1851-1911）、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梁碧如（延光、广辉）（1857-1911）及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他也在1919年在槟城开办全马第一间的华文中学，取名为华侨中学。因不幸病逝，此校也跟着停办。
以上5位清朝驻槟城领事全数为客家人，他们由1894年一直担任到1911年为止。由此可见，早年的客家人是头角峥嵘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福建人为主且与福州鼓山寺有联系的极乐寺是在1891年建立。在5年之后，也即是1896年，5位客家贤士—张弼士、郑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发起并征得65人资助，共集资17万9千元对极乐寺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富丽堂皇的极乐寺也有一份客家人的功德。
当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就在1912年委任了戴淑原（戴欣然的二儿子）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第一任总领事，直到1930年卸职。1939年，他在胡文虎（万金油大王）的鼓励下，共创槟州客家公会，且出任创会会长。
除此之外，在社团方面，槟城的嘉应会馆建于1801年，是全马最早的注册华人社团及增龙会馆（建于1802年）也有213年的历史。这些客家先贤和客家社团照亮了我们客家人昔日的荣耀和未来前进的道路。
刊登于2015年9月3日《东方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