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祭，虽然中国各地没有大事批判文革的十年浩劫，而是低调处理，但基本上还是以党中央1981年的决议“否定文革”为结论。
其实回顾“文革”的发生和其背景，是与国际政治大气候分不开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结束时，欧洲的战事也因希特勒（德国纳粹头子）的失败和自杀也在同一年终结。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谈，以组成联合政府，讵料1945年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起了对中共军队的攻击和围剿，因为他不愿意与中共分享执政权；也认为若不在此时消灭尚未十分壮大的中共军队，将来更难对付。
就这样内战打了4年，以蒋介石的国民军失败退守台湾为一个时代的了结。毛泽东也就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那一天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先是全面倒向苏联的，继是加入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西方阵营以美国为首。
虽然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与苏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但在斯大林（苏共领袖）逝世（1953年），克鲁晓夫取代其位置后，情况开始起了变化，特别是克鲁晓夫在1956年公开批判斯大林，使得毛泽东有不自在的感觉；再加上1956年匈牙利及波兰事件（这两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及民众反对苏共的全面控制，爆发了骚动而迫使苏联做出一些让步），终于刺激毛泽东对克鲁晓夫控制卫星国不力有所不满，也导致苏联在1959年断绝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1962年，克鲁晓夫将核导弹送入古巴海域而与美国起正面冲突。正当局势千钧一发时，克鲁晓夫泄了气把核导弹移走而化解一场危机（灾难）。苏联官民瞧不起克鲁晓夫自不在话下，连带毛泽东也在1963年起连发“九评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章。即使克鲁晓夫在1964年被推下台，迎来布里兹涅夫也不是“中国的朋友”（因而在1969年时爆发了中苏边境战斗的珍宝岛事件）。
毛泽东除了非常警惕中共的内部也会发生如同苏联的“变质”外；也警惕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阴谋得逞，只得两面开弓在中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数十万名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到鼓吹大跃进，大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期中国早日进入“共产社会”而不受美苏的影响。
吊诡的是在1959年时，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的位子给刘少奇，本身只保留党主席。不久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与克鲁晓夫一样，有可能将中国导入修正主义的误区，也就在1962年发起“四清运动”。所谓的“四清”先是指“清工分、清帐目、清财务及清仓库”，后扩大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运动”。这样一来，农村的“四清运动”又再与建国初提倡的“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起来（三反为反贪污、反浪费及反官僚；五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资骗国家财产及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显然是有计划性的波浪式运动。1964年毛泽东提议在党内成立“五人小组”，他们是彭真（组长）、陆定一（副组长）、康生、周扬与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他们被赋予的任务是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学术批判等文化传宣方面的事宜。
在风平浪静一年后，在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于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担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著名历史学家）。这一下子也使到“五人小组”行动起来。在研究后认为学术问题应当与政治问题分开，反对吴晗是为彭德怀（下台的防长）鸣冤的说法。它接着以“文化革命小组”名义提出了“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但不被毛泽东所接受。
中共中央也在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1966年），不但撤销“五人小组”，同时批判二月提纲是“黑流”，转而另组“中央文革小组”，其权力之大只在政治局常委之下，名单如下：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陶铸、副组长：江青、王仁重、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扬植霖及刘文珍。
正是5月16日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江青也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获得林彪的护航下，她的权力因之膨胀起来。
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阶级斗争也成为指导思想，毛泽东被神化，毛语录成为世界最多人拥有的“红宝书”。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初期有多人，但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也只剩下5人。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及姚文元，在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上，均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也因之解散。
也是在1969年后，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及邓小平等人被打倒了，整个党和国家的权力操诸在毛泽东手里，他的权力达到顶点。
红卫兵的出现及自发性排山倒海而来的大联串运动，也在天安门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文斗到武斗，从批判或折磨和凌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污点和前所未有的侮辱标志，人类尊严的丧失也让人看到人性的泯灭，例如1969年，失势和被关押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死时是被刻意填上“无业者”，名字被改掉，草草埋葬了事。虽然在80年代初刘少奇得以平反，但他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和所失去的，永远无法追补回来。
此外，知青上山下乡也汇成政治运动，学业的荒废更不在话下。
总而言之，从1966年吹响文革到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是为文革的第一阶段；而后的第二阶段文革（1971-1976）的所谓批林判孔运动也教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林彪（武将）怎么与孔子（文将）相提并论？还有林彪究竟为何而出走？为何而死？同样没有“真相”交待。
但有一点值得中国庆幸的是，不论中国国内的政局如何波动，都没有影响党和政府的操作，因为党控制了军队（这是毛泽东在1929年创设的制度，党控制军以致直到今天，军队是不可能擅自行动的，更不敢搞政变）。为此，毛泽东得以在1972年邀请美国总统尼克逊到访，也在后来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把世界扭转过来。
此外，在文革前后，中国也成功地发射原子弹和轻氢弹，在在说明了中国的科学研果不为政治运动所影响。
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及一个月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党羽也全数落网，一场文革卷起来的斗争划上句号。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搭上他们的青春、岁月乃至生命。十年文革留下永远的伤痕。
毋庸置疑的，当文革被否定后，就不应再回来，但文革时期燃起的爱党爱国的情操和热忱的精神，却是值得重视的。
刊登于2016年5月30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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