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莪的大港及吡叻的江沙两个国会议席的补选结果透析出我国的政治格局正在改变中。从国阵的角度或确切地说从巫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选区是国阵的囊中物，因为它不曾失掉这两个国席。虽然在2013年的505大选中，国阵候选人分别只以399张多数票及1082张多数票保住在大港和江沙的席位，但在民主制度下，以一票定输赢的原则而言，国阵（巫统）也算是赢了，而这两个选区一向以来都是国阵取胜，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国阵这次以大幅度的多数票取胜。
大港：国阵（布迪曼）16,800票
诚信党（阿兹哈）7,609票
伊党（阿都拉尼）6,902票
江沙：国阵（马斯图拉）12,653票
伊党（娜兹哈）5,684票
诚信党（阿末达朱兹）4,883票
独立（依扎）54票
当然如果以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得票率相比的话，则国阵所占的优势只是强过反对党一些。如果伊斯兰党不退出民联，仍然是三结合的话，就不能说伊党没有机会突围。可惜的是，反对党在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下，分裂也是迟早的事。例如在思想意识形态各有坚持下，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形容补选的结果是上帝的意旨，而在其他反对党看来，这是反对党内讧的结果，如果不是伊党自行其是，它不但不会输得那么不光彩，而且也可能脱颖而出。可是哈迪阿旺一幅不在意胜赢的结果下，就不知道他要如何通过选举作出改变。如果不在意赢得席位是多少，那搞政治的意义又何在呢？
不过哈迪阿旺已明白告诉我们，他们依上帝的指示接受成绩。从这又反映出伊斯兰党的本质在保守及宗教派控制下，不再强调民族主义，更不像早期的党魁布哈鲁丁（1956-1969担任党主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哈迪阿旺与聂阿兹及党内的保守派人物都是以神的意旨来搞政治的，也就不要期望伊党会放弃“回教刑法”的推动。
事实上从补选的成绩上看，伊斯兰党失去的是华人票，以致大港候选人阿都拉尼（州议员）及江沙候选人杜莎丽哈（医生）以巨大落差之票数输给了国阵，也被新成立的国家诚信党拉走很多华人票，自然无缘进国会了。
如果仍是一对一的局面，则伊党在大港可得14511票，而在江沙可得10567票，比国阵的得票分别少了2289张继2086张。这意味着国阵与伊党仍维持在一定的支持率，但因华裔票的转向国阵，伊党的失败就是因为退出民联和坚持“回教刑法”，这就是分裂的结局。
针对未来的前景，行动党的刘镇东（政治教育主任）认同这是反对党最艰难的时刻，但也是绝地反扑而奋战的时刻。
我们姑且以历史来看待刘镇东所期望的景象会不会出现？
1959年到1964年的大选，左翼的社阵共有三个政党结盟，即劳工党、人民党与国民议会党，而伊斯兰党虽未正式加入反对党阵线，但它们之间是有默契的（按国民议会党是在1963年加盟社阵的，领导人是前弄长阿都亚兹）。
因为反对党有了第一次的合作，1959年的大选社阵赢得8个国会议席，伊斯兰党夺下吉兰丹州及登嘉楼州政权，可谓团结是成功的一半。
1964年大选，原本反对党有更大的号召力，无奈面对印尼与马来西亚搞对抗，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社阵也就输得只剩两名国会议员，伊斯兰党也只能保住丹州政权和9名国会议员，整个局面对联盟有利。后来在1965年政府援引内安令扣捕伊党主席布哈鲁丁、劳工党主席伊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巫统的农业合作社部长）及社阵主席哈斯诺，而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早在1963年已被扣捕。政府指责他们密谋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获得印尼苏卡诺总统的支持）。
当反对党阵线因内外因素被打散后，反对党已形同一盘散沙。虽然李光耀在1964年参选时打出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并在1965年时尝试组织另一个反对党阵线，并命名为“团总”，邀到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DR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由王其辉及杨国斯代表），以期与联盟对抗。但在同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终告胎死腹中，也拯救了人联党的分裂危机。当时人联党内的左派准备与王其辉及杨国斯摊牌。
1969年的大选，并未出现反对党联合阵线，但因民怨激增，也就扶起了反对党：民政党、行动党、人民进步党和人联党及伊斯兰党。
后来又因民政党、进步党与人联党被收编加入执政的国阵（由联盟扩大而成），反对党只剩下孤独的行动党，还有来自砂拉越的国民党（被东姑排斥出联盟）。社阵杯葛这一次大选。这就是说，在联盟重创底下，反对党失掉整合的机会。
直到1990年的大选，才又见反对党有了第二次的合作，即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46精神党分别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合作，结果伊党夺回丹州政权；行动党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反而是46党表现差强人意。在意兴阑珊下，东姑拉沙里不再热衷搞反对党阵线，而是在1996年被马哈迪召回巫统，以对付安华。就这样46党消失了，反对党阵线不见了。
第三次反对党的合作是在1998年，即安华跌马后，马上成立国民公正党，拉拢伊党与行动党合作。
这一场合作有所失调，伊党借安华效应，在1999年大选赢得了丹州和登州的执政权，同时拥有27名国会议员。行动党则黯然失色，累及林吉祥及卡巴星落选。后来因为伊党坚持走回教国路线，也就与行动党分裂了。
及后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已在2004年8月出狱）游说反对党再次合作，必定有佳绩出现。果然正如安华所料，反对党夺下5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共有82名，因此一个反对党结成的阵线—民联诞生了。
在2013年的大选时，民联又安然无恙度过一次的挑战。但有先见之明的安华知道这一次如果拿不下布城，下来的民联就陷入多事之秋了。果然翌年安华又再下狱；伊党又开始转变，不再与行动党继续渡“蜜月”，而是故态复萌走回宗教路线，坚持要推动回教刑法。于是在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民联没了。及后被伊党宗教派排斥的开明派也脱离伊党，另立诚信党，再与公正党及行动党组成希望联盟，但这已不是昔日的民联。而是在没有伊党底下，希盟有大作为吗？两线制还能不能维持？
在离开大选还有两年的当儿，我们怎样期待奇迹出现而促成绝地反扑的局面？阿兹敏的吁请伊党回到谈判桌来，行得通吗？因此还得等待刘镇东提出“绝地反扑”的方案来。如果没有的话，反对党要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6年6月23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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