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引发的热门课题之一是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诺奥马的建议 ，他说，为解决购屋者面对房贷困难及头期付款不足的问题，房屋部准备根据1951年借贷法令（2011年修正案）发出贷款执照予申请的发展商。这是给购屋者提供另一个选择，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银行的贷款，而且也拿不到100%的贷款。
他进一步指出房屋部有权发出这样的执照，有抵押的上限利息是12%，而无抵押的上限利息是18%。
从这样看来，房屋部是基于同情较低收入者而准备另辟途径，但这一建议马上被第二财长佐哈里否定，他说多数发展商都向银行贷款充为投资资金，所以发展商不可能在房屋完竣后才来出售，他们缺钱周转。
如果发展商还得给购屋者发出贷款，他们是无法应对的。这项计划看来是不可行或不能持续的。
他也进一步指出，当购屋者无法承担6%利息的银行贷款，他们又如何承担从12%到18%的利息？
紧跟着，联昌国际银行（CIMB）董事主席纳西尔（现任首相纳吉之胞弟）赞扬第二财长敢于反对“危险的想法”。
他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银行紧束申请者的贷款，而是要提供可承担的房屋予民众，以便向银行获得贷款。
这就是说，今日的争议焦点是马来西亚的房屋价格飚升得太快和太高，不但受薪阶级的收入赶不上还贷的数目，而且也因收入有限，被拒于银行门外。一方面我们责怪世界的房地产成本跟随着原料的涨价而不断地往上调；另一方面，又见国家的经济疲弱，以致手上拥有的存款已不足应付购屋的头期钱。举例来说，马币在2015年初时，一美元可兑马币3.20令吉，但今时今日已是跨越马币4.00令吉以上。在市道低迷下，外资的涌入有减无增；甚至撤资的也大有人在。
因此在经济不景、市面萧条的情况下，凡有意购屋者都得面临银行的考验，或被拒绝或只批70%至80%的贷款，极少有90%，更不必说100%的贷款了。
就是因为房屋的价格造成很多人望屋兴叹，也就只得寄望政府多建廉价屋，让受薪阶级也能够“居者有其屋”。
虽然诺奥马是“好心做砸事”，但不可否认他的原意也是好的，以便让中下层人士不必看银行的脸色，而只需发展商首肯即可。不过问题是我国拥有雄厚资金的发展商不多，他们总是不断地兴建房屋和不断地购入地皮，自然没有充裕的资金放贷，向银行贷款的发展商比比皆是。
如果我国允许发展商从事金融业，等于是与银行抢生意，这毕竟是不健康的现象。正如第二财长所说，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是贷款，而近两年来房屋贷款的放缓一方面是国家银行的紧缩政策，另一方面是担心坏账增加，造成银行的损失。也就严格审查，不易过关。根据所知，截至2015年12月，房屋贷款是银行的最大核心业务，共达4180亿元，占总贷款额的29%。换句话说，银行开业是来应对融资和接受存款的，因此对贷款的申请较为严格也在情理之中。倘使借贷者在下来的日子摊还不起分期付款，那就会陷入家庭的财务危机中。这就暴露了主要的症结出在房屋价格，而不是银行紧缩，我们不能把因果本末倒置。
说实在的，我们倒是羡慕政府对公务员的放贷政策的灵活性。财政部秘书长莫哈末依尔旺在今年6月时说，随着公务员房贷局的设立，并承担219亿令吉的政府债务，也使到政府债务减少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5%（原本是54.5%）。至于财政部原有房贷总额519亿令吉已被列为国债。
政府为了顺利地转移债务，公务员房贷局也被安排与7家投资银行签署发售价值250亿令吉的伊斯兰债券，但须要政府出面担保，以致国家的债务如今已高达1700亿令吉。
在房贷局成立后，将惠及160万名的公务员，他们的贷款额已从最低的8万令吉提高至12万令吉；而最高额从45万令吉提升至60万令吉。
与此同时，政府也准备为80万名退休公务员成立雇员退休基金局，也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
我们不知道政府在不认同发展商也兼任房贷者之后，是否能通过银行的安排，给中下层人士提供另类的融资和补贴，也只有在提供充足的廉价屋及提供补贴金予低收入者摊还房贷才能使万千人民皆尽欢，否则当老百姓面对房价愁眉苦脸时，政府可曾想到可以参考对公务员的政策做出怀柔的援助？
归根究底，控制屋价和抑制屋价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只有廉屋充足时，价格合理时，才能够说人民已迈向先进国的最重要一步。
刊登于2016年9月1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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