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苏卡诺正在玩平衡术，一方面安抚军方效忠政府和总统，另一方面支持印共扩大实力，以期能在被武装下与军方抗衡。
在1962年时，印共党员又增加至200万；周边的群众组织超过1100万人。正因为影响力不断扩大，苏卡诺在“指导民主”的方针下，将印共主席艾迪及鲁克曼引进内阁当部长。
在这个时期，又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印共主席艾迪于1963年9月2日对中国的访问。此时苏卡诺已启动其军威向新成立的马来西亚（1963年9月16日）发动对抗。苏卡诺认为他已得到中共的低调支持；与此同时，中共还是认为印共不能再迷信议会道路，而是要武装起来才能与军方抗衡。
艾迪的北京之行也被强化了印共的斗争路线，要敢于与军方斗争，也要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
（在那个时期，中共与苏共闹翻，苏联被讥讽为“议会迷”走修正主义路线，没有鼓励领导武装斗争）
印共似乎接受了中共的政治观点，要在印尼支持苏卡诺的当儿，也要自己武装起来，但此议被苏卡诺否决了，他担心这样做会触怒军方。
印尼的军队一向以来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立场自然右倾，对苏卡诺的溶共政策也是绝不能苟同的。在美英看来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是危险的，也会影响共党对宗教的看法。
由于军官牢牢控制军权，苏卡诺是不能有太大的空间对军方“颐指气使”的。因此当军官中酝酿政变的谣言四起时，外长苏班德里奥在1965年5月接获一份密件，知悉“将军委员会”正在计划推翻苏卡诺，他通知了苏卡诺，也让印共艾迪知情。这也正给了印共一个机会“先发制人”。
军方对苏卡诺是不放心的，当在1965年听闻苏卡诺健康恶化时，他们也想及早起事，以免夜长梦多；尤其担心印共尾大不掉，成为印尼的执政党。这批亲美的右翼将领组成的“将领委员会”一向以来与苏卡诺的政策不咬弦。当军方知悉苏卡诺接纳印共艾迪的新建议与其直接武装印共，不如让土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且在每个军中任命一名纳沙贡顾问（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建议党建在支连上，即每个单位都有政委代表，党控制枪就这样形成了）时，印尼军中将领就准备在1965年10月5日进行政变，推翻苏卡诺总统。理由是苏卡诺将同意艾迪组建被武装的“第五种子”，显然是针对军方而成立。
这份被称为绝密的文件为何会落到总统这一边，没有人知道。苏卡诺也就交代其外长在行将于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大会上公布，可惜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大会被延迟举行，苏维德里奥只好在开罗的记者会上爆出此事。
而在较早的时候，即1965年正月，因马来西亚的加入联合国被接纳也激怒印尼宣布退出联合国。印尼早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就在国内各派包括印共的支持下，与马来西亚对抗和断交，情势显得剑拔弩张。
还有在1964年时，艾迪已秘密设立一个组织——特别局，直接向艾迪负责，与印共没有直接关系。
当在1965年5月23日，印共在雅加达体育场举行庆祝建党45周年的大会上，共有12万名党员和亲共份子及嘉宾观礼，苏卡诺在会上形容艾迪是印尼的堡垒，并承认印共有两千万名支持者的说法。
反过来，印共也把所有的希望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即苏卡诺总统。艾迪认为苏卡诺是与他一道的；尤其是苏卡诺于1956年访问中国后，大赞中国的社会制度（印尼于1950年与中国建交）。抑有进者，印共甚至支持苏卡诺当终生总统（1963年5月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在印共的热烈支持下通过）。[1]
（七）9.30的大屠杀
可是当苏卡诺于1965年8月病情恶化时，艾迪也担心一旦苏卡诺逝世，印尼军方一定夺权，因此他同意连同总统府卫队出击，领导人是总统府的查克拉比拉瓦营长翁东中校，他联合中爪哇、东爪哇及第五军区第一步兵旅，在1965年9月30日分批杀入7个军部将领的住家，先后杀害了6名将领，只有一名将领，也即是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参谋长纳苏顿（A.H.Nasuton）将军及时逃逸，成为漏网之鱼。
起事的部队大约有3000人，在翁东领导下一度占了上风，在10月1日清晨7时夺下广播电台宣布“将领委员会”是美国中情局策划下的反苏卡诺的颠覆组织。
虽是螳螂捕蝉，但是“黄雀在后”。此时战略后备队的司令苏哈多在凌晨5时多发现异常情况，当他向纳苏顿将军报告时（已住进陆军医院），被受令放手去干。于是苏哈多下令坦克和武甲车向雅加达挺进，向政变部队摊牌。由于苏哈多又得到伞兵突击队的支持，强迫政变一方投降。此时苏卡诺总统下一道命令必须避免流血，可是介入政变的空军部队却被迅速瓦解了。[2]史料显示翁东中校在起事前有照会苏哈多并请求支援，但后者没有反应。
当苏哈多的反政变成功后，在10月5日为遇害的将领举行盛大葬礼的翌日，一大批武装分子杀进印共总部，大事逮捕和枪杀，也闯入了印共领导的住家进行逮捕和枪杀。与此同时，平民也被卷入这场屠杀运动。
在11月22日晚，印共领袖艾迪被捕了，他是在特务混进他的身边担任警卫员而被出卖的。在被捕数个小时后，艾迪就被枪杀了。根据印尼官方和美国大使馆估计，9.30事件的死亡人数高达50万人，被捕人士也有40到50万左右。[3]
在死亡者中，有人声称华人公民及华人遭殃的约占20万人，因为这些人中谁是印共分子，谁不是印共分子，已分不清了；而抓住权力的苏哈多也顺此指责印共是罪魁，更认为中共有涉足其中。1966年印尼与中国断绝邦交。
在去年不久前，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它叙述了1965年“血流成河”的惨痛历史。虽然无法得到较为客观的数字，但一般的资料显示至少有20万名华人死于非命（他们或是印共分子或支持者或社会主义者，也有是平民百姓，对政治一窍不通）。
至于在那个时期的归侨，也占相当比数，相信是中共建国以来的最大数目。从1960年到1967年，总共有20万名印尼华人回国，单在1967年中国就接回9万名印尼归侨。[4]
因此印尼的9.30事件不但在政治上改变国际关系，也全面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格局；更进一步把海外华人牵扯进来，在各方面也对中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要分析印共与苏卡诺的关系及印尼的政治生态必须要回到中共立国和印尼建国时期。巧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诞生；而印尼则是在1949年才真正地获得独立，终止了荷兰350年对印尼政治的干预。
1950年，印尼总统苏卡诺率先与中国建交。1956年苏卡诺对中国访问后，就积极倡导其“纳沙贡”主义，也认为印尼应走“受指导民主”的道路，国家可以在总统的指导下达成一致，而不需要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他的思想的转变也使他似乎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他并没有彻底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与宗教主义相结合，就主观地推出“纳沙贡”主义。他当时考虑到的是可以将军人归为民族主义者；而由于大多数人民是回教徒，也就将教派人士、农民及土人等列入宗教主义者；至于共产主义则归印共领导。但他的这种策略不被军方所赞同，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担心这样做会使到更多的回教国家被赤化，因此尽力拉拢军方来对抗苏卡诺政权就是要否定他左倾的“纳沙贡”思想。
当苏卡诺被推翻后，其“纳沙贡”思想就消失于无形中。更大的影响是在此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共产势不两立的（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
刊登于2016年8月29日《号外周报》第8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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