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1596年荷兰入侵印尼，并在1602年仿效英国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通过这个官方公司，对印尼实施多项政策，也在1641年打败葡萄牙占有了马六甲，直到1824年才将马六甲交予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1600年只有350名华人定居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但在1626年来了35艘船载满2000人入雅城，华人人口也顿时大增。到了1733年，城内城外的华人增至8万人。
在1704年时，荷兰殖民者对华人的反抗借机报复（因政府下令不论有无入境准证，凡属可疑的华人皆可逮捕审问之）。到了当年10月，被杀华人已逾万人，这就是荷印华人史上的“红溪”（Angkee）惨案（第一次的排华运动）。华人与荷军的对抗直到1743年才结束，但以华人失败告终。
在惨案之后，华人大减，也影响了印尼的开发，当局又改用宽大政策，欢迎华人入境。
虽然在“红溪”惨案之后仍有小规模的反华事件，如1778年、1793年、1796年及1802年的反华暴动，但荷政府已意识到华工的重要性，也就使到华人又告增加起来。
根据1800年的推算，爪哇的华人已超越10万人，后来又再鼓励华人南迁。到了1860年（鸦片战争后的20年），爪哇的华人已增至15万人，[1]而整个印尼已有22万名华人；1880年增至34万人；1990年时华人已超过53万；1920年华人高达80万名；1930年华人超过120万名。[2]
1945年战后，华人在印尼的总数已超过250万人，其中70%为当地出生者，余者为来自中国的“新客”。
华人人口的增加也没有给华人带来安全感，例如1945年11月的“泗水事件”，华人58人死，伤13人及43间房屋被毁。1946年3月的万隆（Bandung）事件，有华人死54人，伤50人，失踪36人，房屋被毁5,020间。
1946年6月间，在文登（离雅加达只27公里）有650名华人被杀，房屋被毁1500栋，住在乡区的华人共2万5千名，被迫逃离雅加达。
1946年9月的Bangan Siappiapi事件华人死239人，伤52人。
1947年1月1日，巨港（Palembang）事件，华人死256人，伤114人，失踪594人及1849人被拘捕。
1947年7月20日，在东爪哇华人死164人，伤50人，失踪165人及被捕1849人。
西爪哇华人死83人，伤18人，失踪52人，被拘捕1233人。
中爪哇华人死406人，伤8人，失踪180人，被拘捕6559人。
苏门答腊华人死196人，伤92人，失踪78人，被拘捕89人。
1947年12月19日，在占碑（Jambi）华人死7人，伤9人，失踪2人，房屋389间被毁。
爪哇华人死757人，伤80人，被拘捕9221人。
苏门答腊华人死26人，伤18人，被拘捕52人。以上事件合计死伤达3000余人。[3]
及后也就是印尼在1949年真正取得独立后，印尼仍时不时有小规模的排华运动，但最严重的莫过于1965年的大屠杀事件，它彻底扭转了海外华人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并累及东南亚的左翼运动遭受重挫，而且相等严重的是回教从此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
这宗惨案的报告指称肇至少50万人丧命，可能包括20余万名的华人也命丧黄泉。它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战后惨无人道的杀害，而且也让人在今日看到的世界格局莫不与此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六）纳沙贡的指导思想
从战前到战后发生的排华事件中，没有一宗比1965年的印尼政变与反政变中发生的排华和反华事件更为严重了，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它不但让海外的华人“心惊胆跳”也因被卷入政治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迫害。在排华历史上，它是罄竹难书的。
整个事件的远因和近因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隔两天，也就是8月17日，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宣布独立，自任总统，但不获荷兰承认，乃在10月派军人重入印尼。到了1947年荷军12万人已全面恢复殖民地统治，并逮捕了苏卡诺和其副手哈达。但在荷兰经济衰退下，加上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荷兰不得不结束与印尼军的对峙，转而在1949年12月承认印尼的独立。因此印尼的真正独立应是1949年，但印尼习惯将1945年8月17日订为独立日。
独立的印尼在苏卡诺领导下，提出了建国方针，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史无前例的，苏卡诺在1959年发展了他的治国指导思想，那就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这种大胆地将宗教与共产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和提升，因为在马克思的世界中“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宗教与共产是难以融合的。苏卡诺当然知道，但他就是要“标新立异”，为回教世界创造一条新道路。
为此，苏卡诺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共产主义浓缩成“纳沙贡”（Nasakom）（是印尼文缩拼而成）（全称Nationalism，Religion & Communism）。
其实印尼共产党是亚洲最早成立的（1920年5月23日），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还要早一年。成立之后开展罢工及直接与荷兰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导致荷兰殖民政府进行逮捕大量（余万民）共产分子后，于1927年宣布印共为非法组织。
由于形势逆转，一早就鼓吹“纳沙贡”主义的印共，也只得暗中展开活动，直到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后，印共又开始活跃起来，更在战后支持和鼓励苏卡诺宣布独立。
1948年，印共领袖慕梭回国，将国内三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劳工党及左翼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印尼共产党。
但在1948年9月，哈达政府对印共进行清洗，约有一万人遇害，包括印共领袖慕梭也遇害，共有36000人被捕（哈达是苏卡诺总统授权下的内阁总理，不像苏卡诺有左倾的思想），印共又进入了低潮时期。1951年，当艾迪成为印共领袖后，因组织罢工此伏彼起，且指责政府腐败导致政府逮捕了15000名印共及亲共分子，印共又再被迫转入地下。
翌年，印共经检讨后，发现路线不对，乃改与苏卡诺修复关系，支持执政的国民党（PNI），这是印共从暴力斗争走向“和平道路”的转折点。
由于得到政府的承认，印共党员突飞猛进，1952年时真正的党员只有7000名，1954年突增至16万5千名；到了1959年更达到150万名，由其领导的印尼总工会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4]
虽然印共在1955年选举中有所斩获，成为国民党（22%）、玛斯友美党（21%）和回教教士联合会（18%）之后的第四大政治党团，但仍无法进入政治核心，军方也阻止印共在政府中势力坐大。当大多数通过将大选展延（本来定1959年大选）后，印共只得从苏卡诺身上下手，希望能重开“议会道路”，让印共有较大的作为。
1960年苏卡诺组建新的议会，将右翼的玛斯友美党排除在外，只剩下印共（30席）、国民党（44席）、回教教士联合会（36席），军方代表也被拉拢进来。从表面上看来，苏卡诺正为落实“纳沙贡”思想而努力，也希望军方给予支持。但一向在美国培训的印尼高级将领对“纳沙贡”主义阳奉阴违。
[4] 参阅靳昆萍等著《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4年，页137-141。刊登于2016年8月22日《号外周报》第8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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