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9月份一批“港独”年青人意外地中选立法议员后（约有5人），人们似乎感觉情势发展不妙，因为这是新生的“港独”分子朝向抗拒中共政策的较为具体的表现。
本来在50年代，已有一批人士，如马文辉配合港督杨慕琦推动香港自治的运动。他们在1953年成立了“联合国香港协会”旨在响应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另类策略（即指“港人治港”的方案）。当时尚未提高至“港独”的思想阶段。
英国政府是在1946年的联合国大会把香港及新加坡列为“非自治领土”，可以脱离宗主国而独立。
就这样一个命名为“香港民主自治党”宣告成立了（1963年），抬出“反殖反共”旗号。换句话说，“港独”的雏形是在那个时代孕育的。马文辉因而被封为“港独之父”。
不过这种思维并没有继续壮大起来，反而在1972年被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否定英国的“非自治领土”，而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在新形势下，英国已不能直接推动香港的独立，因为联合国不允许，中国也不会同意。
当中国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再次崛起的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政策，港人也从中受益；特别是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已判定英国必须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回给中国。
从那一天开始，香港人认为回归是必然的事，也就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有20万人移民至其它国家，加拿大是最多华人移民的国家，美国及欧洲和澳洲的数量有限。
不幸的，在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整个中国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被外国传媒和国家指责镇压民众和不容民主滋长。香港人也在那一年之后的每一年都举行“悼念六四”蜡烛游行，抗议中国对人权的不尊重。
正由于新一代的香港人看到“六四事件”（中国在6月4日动用坦克车及军队驱散在天安门示威的人群，也有造成流血事件）的负面影响。
虽然邓小平在六四国后的1992年，又到深圳吹起第二次的“政策开放”运动。
但是香港人对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不再寄以厚望，也让恐共的情绪影响年青一代的成长。
就这样，香港再次出现“民主同盟”（如今的民主党）。特别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率先要求“平反六四”，对年青的香港人及大专团体的政治取向改变成反共的一群。
当1997年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后，一套基本法（香港宪法）生效了。在董建华担任首届特首时，他于2003年推动《23条立法》，允许政军人员有权入屋搜查怀疑分子收藏资料。
此举引发50万港人大示威，盛况空前。董建华除了暂取消23条文外，也在2005年自动下台。
另一方面，港人要求普选特首和立法议员一直未能落实，导致积怨越来越深；而中国政府则坚持其立场，由中方同意的选举人（从400人增加到1200人）来先筛选符合参加特首的候选人（主要是爱国，不能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
在中国未能让步下（主要是认为时机不成熟，若没有控制参选人，就会在日后延伸更大的问题。例如今年的立法议员选举，港府就启动选举委员会的操作，将一批“港独”分子拒于参选门外（一共有6人）。不过这批名单中没有梁颂恒及游蕙祯在内，也就过关参选。因为香港民众对“港人治港”未被充分尊重，也就萌起占中运动。这个由港大教授黄耀廷发起的运动（2014年）也激发更多港人“响往自由和民主”。新政党的出现也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事了。比如公民党在2010年的出现，后来加入鼓吹“港独”运动。
更吊诡的是，一个命名为“香港独立党”于2015年在英国注册，以向香港的叛逆法提供经援。接着陈浩天成立了“香港民族党”；还有香港民族阵线，青年新政组织抬头了。
但不知何人出的卑劣之意，竟唆使梁游两位中选议员在宣誓时侮辱华人及冒出污言秽语，终于酿成大祸。他们不但将“港独”推向死角，也成为“埋葬”和“打败”港独的“罪人”。
民众的起而抗议，将矛头指向梁游是因为他们先侮辱中国人，也就掀起大风波，将他们两人当成“过街老鼠”，最后中国人祭出基本法，指责两人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和精神，结果这两人失去议员资格，又要吐回已领取的7百万元港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除了市民认为惩罚得好外，连“港独”先锋黄倚天也表明要出国留学（当研究生），对梁游事件未有多言。即使发起占中的黄耀庭也敢维护港独。
当反共的政团出现分裂和港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齿后，“港独”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刊登于2016年12月19日《号外周报》第8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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