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纳吉于3月29日主持国阵最高理事会后正式宣布，政府不会提呈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修正方案，也即是当下被炒热的355法令修正案。这意味着在去年由纳吉同意接手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并将进行修改以成为政府法案的转换角色已被取消。因此355法令的修正案在“缺乏”国阵支持下，伊斯兰党强要国会通过扩大回教法庭的权限已是不大可能了。这对伊斯兰党来说无疑是个大打击，但对巫统来说则是松了口气。
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巫统与伊斯兰党的“蜜月期”似乎将提早结束，也会带来政局出现微妙的变化。
首先我们针对“回教刑法”进行剖释，这是伊斯兰党于1993年在吉兰丹州立法议会通过的；继之在2003年伊党又在登嘉楼州议会通过（当时这两个州归伊斯兰党掌权）。
伊斯兰党之所以选择宗教路线是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在80年代末探索出新的道路，不再让安华专美于前。安华在1973年以学运领袖的身份发起组织“回教青年运动”（Abim），一时成为浩大的民间组织，有会员近5万人。根据已故伊党国会议员沙农阿末（著名作家）在2000年接受笔者的访问时，毫不讳言地承认安华已夺得“回教青年运动”的主导权，伊党则被视为老化的组织，只能靠边站。
由于安华的从中崛起，他在这以后的动向十分关键，倒向巫统则会壮大巫统；倒向伊党则会让伊党起死回生。正当安华徘徊在两年者之间时（安华曾向笔者承认当时他成为巫统和伊党争取的对象，最后考虑到加入巫统能更快地发挥政治力量，也就无法接受伊党的邀请成为党魁。安华在1981年选择加入了巫统与马哈迪搭档，适度地把回教价值引入行政的操作和系统。换句话说，原本由伊党扮演的角色已逐步转向巫统的马哈迪和安华。在无法与巫统争夺权力下，伊党从1981年到1990年的整整10年是无法重新站立起来的（自1977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后，它的政治势力大衰退，不但失去丹州政权，也难以扩充成为全国性政党，直到1990年的大选，因为东姑拉沙里跳出巫统，另组46精神党与伊党合作，才使到伊党重掌丹州政权）。
从那个时候起，伊当认定它的“再度重生”是因为走对了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以宗教为导向的。也是在那个年代，伊党的领导人突出了它们的宗教形象（如党主席法兹诺、丹州大臣、伊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及伊党署理主席哈迪阿旺）。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伊党此后一直向宗教的道路滑下去。
其二，伊斯兰党作为一个反对党与右翼的巫统合作是不协调的，也是各怀心思的“政治联姻”。主要是因为左翼的党主席布哈鲁丁于1969年逝世后，由接受“世俗制度”的阿斯里出任党魁。在“513”事件后，伊党于1972年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这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高明策略，在“513”后将反对党收编，从而壮大了巫统在国阵中的领导地位）。
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分析，伊党是以古兰经为导向的，但初期的领导人在世俗的基础上，与左翼的社阵有某种程度的合作，直到1966年因受印尼流产政变的影响才切断了回教与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也是在1966年因语文政策的分歧，左翼的（马来）人民党与左翼的劳工党分道扬镳，解散了“社阵”（社会主义阵线））。
2008年的大选，反对党意外地“大丰收”也在安华的领导下组成“人民联盟”（民联）。可惜彼此之间尚未能推心置腹，而是各有算盘。因此在505华人海啸（2013年）后，伊党感觉到它的影响逐渐转小，于是开始与行动党保持距离，进而指责行动党在有意无意中成为民联的主导者；尤其是在安华第二次坐牢后，更显示伊党与行动党的分歧越来越大，除了在2016年在党大会上宣布与行动党断交的同时，又重新突出回教刑法，使原属地方性课题变成国家大事，弄到满城风雨。
在这方面，纳吉让人摸不透的立场也急坏了国阵成员党及反对党阵线（希盟）。如今大选脚步声已响起，纳吉也实在输不起（在东马国阵有31个国会议席，失掉东马议席，国阵根基就不稳）。
近日纳吉选择U转是完全符合民意的，毕竟没有人会接受“一国两法”和“一国三制”。它所得罪的也许是伊党的宗教分子。相比之下，纳吉的煞车是很关键的。既然要煞车，就干脆将355修正案封尘起来，不再让人民提心吊胆。
刊登于2017年4月3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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