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尤其后来又出现新加坡、东马的砂拉越及北婆（沙巴）和最后不参加马来西亚的汶莱，更是使到政局剪不断理还乱。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亚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半岛。在1786年由英人开辟槟榔屿后开始有较为大量的华人由中国南迁，后来在1819年英人又占有新加坡后，华人基本上是从两侧（新加坡和槟榔屿）涌入马来半岛，自然造就了新加坡和槟城逐步地形成华人社会，相当部分人较后进入马来半岛。
因为新加坡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个重要战略地位，英殖民政府在考虑批准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就决定把新加坡割除出去（1948年），形成马新在法律上的分家。待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时，其人口有627万，其中马来人有312万（占人口49.8%）；华人有233万（占人口比例37.2%）；印度人有73万（占人口的11.3%）。当年新加坡人口有1百50万，绝大多数为华人，继保留为英国殖民地。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国同意下，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也就带动新加坡、砂拉越及北婆（沙巴）也成为独立国一部分，因为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那个年代，新加坡有180万人口、沙巴有50万人口（包括华人10万）、砂拉越有75万人口（包括华人26万），与马来半岛合起来，总人口已近1千万，其中华人的总人口（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占41%，但最大的还是穆斯林的马来人和土著。
因为马新在许多问题上无法协调，结果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这对在新加坡当政的李光耀是沉重的打击（他曾说不知如何领导近200万的人口走向未来），他与左翼划清界线造成新加坡无法靠近中国，也未能建立起政治联系。于是以色列和台湾成了新加坡学习的榜样。同时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应是最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为的是不要得罪印尼，宁可等到中印1990年复交后才宣布新中建交。自此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有成效下，也加强与新加坡的文化、艺术、体育与贸易的交流，但双方无法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共识，只能通过东盟建立集体关系。
马来西亚则是东盟（1967年成立）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4年），因为存在着政治意识的分歧（马共仍在边境活动），双方只能在贸易上有所突破，仍未包括政治和军事合作（直到2015年马中才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在这方面，华人起着主导作用，积极与主动地和中国企业开展业务。例如在1974年马中贸易额不到2亿美元，但在2002年时已突破100亿美元。抑有进者，在2013年时达到1060.8亿美元。而在过去的5年（2008-2013），中国已连续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预料今年（2017年）的双边贸易会力争达到1600亿美元（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公布的数字）。
我们不否认华人人口在马来西亚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从独立时的37%到近年的23%（华裔人口有741万）（总人口是3100万人），因此如果依斯干达的桂和园卫星市能在实质上提供中国人充为第二家园，也绝不会影响人口的种族比例的变化，毕竟当下第二家园的数目与外劳比较是“小巫见大巫”的。但如果马来西亚不朝向“第二家园”计划迈进，又如何能吸引外资进入？以新加坡为例，即使有过百万的中国人成为居民或公民，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既定政策。因此所谓“丧失”国家主权之说是不存在的（新加坡人口518万，华裔占74%）。
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的数字，马来西亚的国债在2015年达到6305亿元，其中只有3%是外债（欠外国金融、企业和私人的借贷和债券等），另97%是内债。有人认为国债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4.4%是过高了，政府也承诺再降至53%并认为只要不超过55%，马来西亚就不会陷入还债不起的困境，况且欠的是国人的钱。与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和比利时比较，它们的国债是超出GDP的100%，但新加坡没有所谓的金融危机，因为它的国债虽高达2540亿美元，则是分成新加坡政府债券（SGS）及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SSGS），以鼓励人民买卖债券，而政府累积的资金就用来进行谨慎投资，保障债券有值。因此国债之高是拿了人民的钱进行投资，而不是举债还债或举债度日。
近日马来西亚有单位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被访问的华裔（48%）认为中国投资进入大马会加重国债。由于报导未够详细，将投资和贷款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说投资和借贷是两码事，也是两个概念。
比如中国已开始动工在马六甲打造一个综合性的大规模发展计划，包括港口和造船等，称之为“皇京港”。中国方面将投入400亿人民币将马六甲“脱胎换骨”。这种投资应不算贷款，更不会伤害大马主权，因为土地及建设的高楼大厦和各项设备是拿不走的。
在过去，马来西亚人总是“埋怨”中国出手不阔，在马来西亚投资很小，希望中国能大手笔投资。果然近些年除了中方发展钦州园及大马设关丹园供双方投资或合资外，中国也已经耗资1500亿马币建设柔佛依斯干达区的碧桂园；中国广核集团也以97亿令吉收购马来西亚财政部企业1MDB属下的Edra公司的发电厂及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蚬壳牌马来西亚炼油公司51%股权；另外中方也吸纳或参与投资其它各大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也宣布将借贷马来西亚550亿令吉供建造从巴生港口到东海岸的高铁工程。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访马时也宣布提供500亿人民币购买马国债券，以协助稳定市场。反过来，中国也会将其债券供马来西亚人民认购。
不知为何我们发现到有人对贷款一事不表同意，例如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首席执行员旺赛夫认为中国一边提供贷款，另一边又负责工程的建造，这只能说是中国借贷不是投资，因为中国既提供资金又要揽下工程，似乎是鱼与熊掌兼得。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查一些有能力的国家，它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打一个比喻，当1995年首相马哈迪在大选胜利后有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要送什么大礼给槟城，后者提出了第二大桥的概念与计划，马哈迪就十分认真向日方寻求贷款和原料及工程等。后来日方同意贷款，但条件是所有的钢材要向日本购买，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条件经马哈迪一算“成本太高”（钢材价高及利息也不低）也就作罢！这事反映出借贷国家也希望有所回报。既然大工程还是要让外国企业来承包，为何中国公司在有能力下却不能承包？这样的岔开对贷款者也欠公平？还有竣工后的第8年才开始分20年摊还低息贷款。这条件也够优渥了。如果说中方企业涌进将增加国债是混淆不清的说法，这笔账到底是怎样算的？难道大马为了减少外债也不要建设基本设施吗？刊登于2017年4月27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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