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彻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一边是重组与重新出发的执政党，以巫统为首。当敦拉萨在1970年出任第二任首相时（取代卸任的东姑阿都拉曼）。他在就职礼上（9月22日）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这是敦拉萨在“513”后明确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而这个党不是联盟，也不是后来的国阵而是巫统。
虽然东姑时代没有明确地表达这一立场，但在独立13年后给敦拉萨这个机会将各党派笼络在一起而强化巫统的权威和形象。除了及时推出影响国策的“新经济政策”外，也在后来通过修宪加紧对言论及行动的管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巫统有步骤地将其他反对党收编成执政党成员之一。例如1970年收编砂人联党，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继之在1972年又与伊斯兰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在槟城与民政党组联合政府及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组联合政府。表面上是减少政治斗争，集中力量重组国家，实则是使执政集团更加强大，而进一步巩固执政权，更因之突出巫统的领导和主导地位，甚至包括对国策的拟定。
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执政集团下放权力引进更多成员是进步的措施，但在认真分析下，即使从“联盟”转身成“国阵”（1974年），也没有淡化各政党所“代表”的种族色彩。比如，民政党被归纳为华基政党，与马华产生利益冲突。虽然民政一直强调它的多元性，也不是华基政党（一度更令人不解的是，林敬益竟自称是“马基”政党（马来西亚的政党），但在巫统眼中，它代表了华社（尤其是槟城）的利益而加入执政集团）。
在口头否认但又不得接受现实的情况下，民政在1982年的大选就面对马华的挑战。在马华争得8个州议席参选后，就意味着与民政的8席平分秋色，只要其中一个政党的议席比另一个政党多，首席部长职就归那个党（民政或马华），不再是民政囊中物。这一年民政的8位候选人全是华人，以和马华的8名华裔候选人争议席。虽然它们的对手是民主行动党，但确实反映了华人政党在国阵内的“同床异梦”且无法“和平共处”，也显露了它们的种族倾向。
同样的，在1974年加入执政集团的人民进步党也被归类为华印基政党；而伊斯兰党则保持马来政党特征。至于东马的砂人联党则被视为华基政党（也因为人联的代表性强，甚至砂华也解散了）。
这一年，在敦拉萨领导下的国家竟出人意表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建交，这是万千华人所期待的政治解冻。虽然马共仍在马泰边境活跃时敦拉萨与中国建交是带有一定的风险，但国阵终于扭转局面争回许多华人票，也壮大国阵的队伍（国阵成立那年，其成员党一共有9个，不再局限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三党联盟）。
反观在513后，反对党的势力一再下沉。先是所谓新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其国会议员走了4个，州议员也有几名倒戈相向，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为知名人物的何文翰、吴福源、叶炳汉等等。
不得不提的是，在1971年时，行动党也有与马华密谈合并事，（这一点到今天我仍搞不清楚为何不是巫统敦拉萨出面拉拢而是交马华处理？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行动党没有在任何州取得足够执政的席位，而且在巫统看来它是华基政党，正好可给马华留个面子（也许在内心深处，敦拉萨不希望因此将所有反对党收编，这样一来就没有反对党了，国会民主也没甚意义了）。
吊诡的是，出面与马华接头的人不是林吉祥而是吴福源（他在513后已将秘书长职让给林吉祥）。由此可见双方的成功率是不高的，因为刚崛起的行动党是不可能解散而加入马华的。这不但对不起李光耀，也会因此“埋葬”了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
由于1974年行动党宁可“以一敌众”，也不与任何反对党合作，因此新成立的“社会正义党”（由陈志勤从民政分裂出来）（1972年）、人民党（由卡森阿末领导）及国家醒觉党只能各自上路。在强大的国阵攻势力，纷纷兵败如山倒，即使行动党的国席也只剩9个（原本13席）及22个州议席（原本31个州议席），社正党也只得1席。另外在东马的砂拉越国民党也保有9席（原本12席）。国民党原是东马加入马来西亚时在砂的执政党，由其党魁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但在1966年宁甘与中央的东姑失和，也就失去执政权，被贬为反对党。
正因为国阵声望如日中天，反对党相形见绌，只剩下行动党9席及国民党9席再加上社正党陈志勤1席。这意味着反对党已溃不成军。
在下来的年代，新成立的政党都无法生存下来，因为行动党不再接受华基政党的合作。在战略上存在争议，似乎是“攘外先安内”（先让反对党消失，再来收拾执政党）（有人指蒋介石当年先安内政策是不对的）；但行动党的林吉祥坚信“合作”必将削弱行动党的反对党形象；尤其不能在下来的大选（1978年）接受与社民党的合作，因为社民党就是从行动党分裂出来的，领导人是叶锦源及范俊登。
在行动党不与华基政党合作的大前提下，林吉祥也明白扩大力量不易，更没有机会拿下一个州的执政权。不过他总不能一直守株待兔，也就在1986年移师槟城，挂起“丹绒一役”的旗号，目的就是要从林苍祐手上夺得执政。
如果说槟州的主导政权原本属于马华（1957-1969），后来才被民政党所取代（1969-2008），但间中也有面对马华的挑战和“暗渡陈仓”，如1978年的“马华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又如1982年马华正面与民政争夺主导权。
就在马华偃鼓息兵后，行动党才将槟城列为最重要的夺权目标（这是因为槟州有最多的华人，反对党才较容易突破），但也只有到了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才捉到机会。这一年离开巫统另创46精神党的东姑拉沙里率大军与行动党合作，又在另一边与伊斯兰党合作，分别组成了“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ah）及“人民团结力量”（Gagasan Rakyat Malaysia）。这种巧妙的合作既没有使华人“恐惧”，也没有使马来人“不安”。因此东姑拉沙里显得十分有信心可以击败马哈迪。
讵料，在投票前三天报纸刊出东姑拉沙里在沙巴所戴的卡达山民族帽子有“呈现十字架”的形影，也就在马来社会引起震荡。选举结果46精神党兵败如山倒，只有伊斯兰党借助46党的力量，重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伊党在1977年被国阵开除，翌年中央举行闪电州选，把伊党打得落花流水。自此之后，伊党一蹶不振，直到1990年才取回丹州政权）。另外一个就是民主行动党在槟州夺下14个州议席（清一色是行动党议员，没有与其他政党分享州议席），可怜的46党全军覆没，国阵则拥有19席（在19对14席下，行动党因差3席与执政权擦肩而过）。这算是行动党成立以来首次与反对党结盟（1969年的大选，行动党、民政党进步党只是松弛合作未有协定）。
从中我们也看到行动党的合作对象是代表不同族群的政党，与46精神党合作正合其心意和行动党的理念。但与伊党的合作则尚不敢正式达成协议。
林吉祥没有想到的是，46党这么不济事，只要拿下3席，局面就改变了。也因为棋差一着，林吉祥“梦碎槟榔河”。
这样的结局又反映出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声称它代表全体马来西亚的所有民族，毕竟差党有其“势力范围”和“基本盘”。行动党就是立足华人社会，才对马华、民政、进步党及人联党构成直接的威胁。它威胁不了巫统。如果说这不是种族政治下的“分工与合作”，那又是什么？
（三、待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