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测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将会在华人农历新年过后，也就是在2018年的2月举行，因为这是“最佳日期”。因而他估计首相纳吉的对手将在这次大选尝到“苦涩的结果”。
明年的华人农历新年落在2月16日，以华人的传统来算，华人农历新年前后的15天还是“新年”，也就是过了元宵节才算“结束”。农历新年若以阳历计算，元宵节是落在3月2日。这样的时间若对国阵有利又是基于什么理由？由于《经济学人》并没有点出2月大选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因此我们以一般的推算，大选比较可能是落在4月。
因为有了2008年的308的袭击及2013年的505的再一次冲击，纳吉选择3月或5月大选的可能性不高，反而4月份大选对执政党是“好兆头”。例如在1964年第二届的大选落在4月，而联盟（国阵）大胜；1982年大选（第六届）落在4月，又是国阵大胜；还有在1995年的大选（第九届）落在4月又是国阵雄风依旧。
这不算迷信，而是按传统而言，4月份是较为适当的选举年。如果以过去的独立后以来的十三次大选来看，其中有3次是4月大选，这可算是执政党的“幸运月份”。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其它月份不好，而是第十四届大选须要在明年的上半年完成，拉得太久，对执政党也不见得有利。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华将会在明年4月出狱，所以政府有必要提前大选。就我们所知的安华因素外，还有其它因素是被执政党考虑在内的。例如国阵已在近几个月转移了战略，不再与伊斯兰党大谈355法案，也不再强调回巫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胜论。在2016年及2017年上半年，宗教课题是被炒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巫统正在权衡它与伊斯兰党合作抑或是继续国阵精神，哪一方面比较重要？
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巫统选择保持国阵的合作，主要是不希望东马的铁票有转移。毕竟伊斯兰党面对强大的反对党阵线（希盟）的挑战会否有突破巫统也心里没底。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的战略应该是让伊党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在马来人的选区形成三角战，这对巫统（国阵）是利多弊少的。
今天我们也看到伊斯兰党减少在宗教课题上刺激其它民族，也意味着伊党已谅解巫统的难处，同时希望国阵继续掌政。这对伊党也是好事。不论它在大选中的成绩如何，巫统也不可能让伊党下沉的。
很显然的，纳吉也希望马华公会有所作为，因而不断在华社发出利好消息，包括增建华校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等。马华公会的回应则是希望最少拿回15个国会议席。这种估算虽不算高，但已是背水一战。这也是为什么廖中莱已吹起向行动党对决的号角。当然一切还得取决于选民的反应。
至于民政党也算是比较泄气一点。马袖强说，经过3年的努力，民政在来届大选将会拿下5个国席和12个州议席。虽然他没有指出是那些议席可夺回，但他对槟城好像缺乏了信心和雄心，只求人民能让一个民政代表进入州议会。
这是很令人难解的“悲情牌”。林敬益在生前曾说过让行动党赢两届，而后民政才有机会抢回来，为何马袖强不放出豪言壮语呢？
人民不会忘记民政是在槟城起家的，如果它在未来的大选无法在槟城有所作为的话，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昔日民政的骄傲是掌控一个州政府，这是马华所没有的，也是马华所羡慕的。如果未来民政只想拿回一席，又要在什么年代才能翻身？即使民政在其它州有所斩获，也不比槟城来得重要。它可以输掉其它州的任何议席，因为民政不是主导的政党，但决不能被排斥在槟城政治圈外。
举个例子说，民政不是在沙巴有一个副首席部长吗？但有谁知道民政也在沙巴联合执政？既然起家于槟城，民政就要拼全力在槟城有所作为，而且要敢于排出新的阵容迎接挑战。不论结果如何，民政总之不能未战就服软。可以想象，国阵还是会让民政参选13个州议席，也只有民政扬眉吐气，国阵才有机会再探出头。这个“首席部长”的位子好像是“保留”给民政的。如果民政没有把握再抬起头，比之在2008年大选时行动党要求人民给五、六席来得更少，就等于没甚大要求。
因此民政只能将精力集中在槟城。放弃了槟州，民政的政治遗产还剩多少呢？
我们不怀疑国阵在当下的选举制度会占上风，就是每个选区是最高票者胜出，而不是以总得票来分席位。这叫作“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选举制度，或称之为First-Past-the -Post-Voting（FPTP），即一个选区只有最高得票者得胜。既然民政的选区是比较多元化的，也就意味着它的机会是存在着的。就看马袖强怎样将民政的命运与槟城相结合起来。
刊登于2017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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