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华教历史文件和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华校早就与政治攀上关系。
先说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新掀起兴学办报的热潮，英殖民政府一时抵挡不住，乃在1920年抛出“学校注册及报章登记法令”，即意凡是办华校和华文报者要备案和登记。因为在1915年之后，有一批来自中国的文人也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了进来；更进一步发展成“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物钝民（在1917年来到马来亚。由于他辩称其主义是要推翻殖民地政府，且当时又是《益群日报》的主编，英政府不得不在1919年将他遣返中国）。
此恶风一开，及后虽然华校与华报也不断地成长，但政府的钳制手段也越来越多，最惯用的杀手锏是将这批华人（有文化人、教师、报人及从事政治者）驱逐出马新回到中国。
就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英军重临马新，它所采取的行动就不亚于日军的残暴了。
当英军事政府于1948年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时，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强制性地将50万华人赶进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新村，不让村民接济回到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
在此对峙和斗争的年代，英军一方面严查华校内的活动，另一方面则对报章采取封闭政策。
英国人在1957年让马来亚独立前，它所抛出的教育报告书都是扼杀华教成长为主，并使之变成国民学校（用英文为媒介语）。例如1951年的巴恩巫文报告书、方吴华文教育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等。直到独立前夕，英军也作了一件震惊华社的大件事，那就是将钟灵改为国民（型）中学，变成全津学校而受政府控制。
学潮就是从那一个年代开始的，及后的教育报告书对华校的打击也说明了华文教育在战后更是与政治直接挂上钩。
例如林连玉（教总主席）在1955年与东姑及陈祯禄会谈就是希望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华教问题，以换取华社支持联盟。果然在联盟胜利后，于1956年出了一个拉萨报告书，有安抚华人之意（但也留一条尾巴不反对华校申请津贴成为国民（型）学校，钟中改制即为此例）。
较后在1960年，政府又推出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接地将华文中学切成两半，一半是改制的，另一半是不改制的（称为独立中学）。
即便政府在八十年代后有对教育领域放宽条件，让马来西亚成为高等学府的中心之一，但这些学校仍然要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也就造成董教总天天吵、月月吵、年年吵，要政府公平对待华校；尤其是重视统考文凭。
这之中所存在的距离自然不是一哩路，而是战后以来压积形成的大问题。
我们不否认马来西亚对华教还是比其它国家“开放”的，但华校间的参差不齐和规模悬殊也给华社留下一页抹不去的伤痛。因此当马华说出要增建十间华小的同时，不妨研究一下那些学生不及百名的华小将来该怎么生存？
政治固然可以协助华校成长，但也可能因势利导，苦了不再有政治价值的微型华小的生存机会，此事不得不慎而行之。
刊登于2017年11月20日《号外周报》第8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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