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不久前（2月1日）郑重指出，以目前相当严格的选举制度来看，国阵无法在第十四届大选中作弊。
他这席话是强力的驳斥执政党会在选举期间耍手段，甚至宣布紧急状态来继掌政权。因为在较早前，反对党组成的希盟领导人马哈迪有作出如上的评语。
就目前的选举制度，应该是不可能作弊的，理由是投票箱一直置放在投票地点，直到投票时间结束。选委会的工作人员就当场打开票箱算票，每个政党或候选人（独立人士）都可派员监视计票的过程。
这种在投票前后在同一个地方开票是被视为“民主和透明”的，间中不可能会更换选票，更不可能在结束投票后，暗中做手脚再投下选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也占不到优势，况且每个投票箱都是在原地开票或计票。也就不可能会发生舞弊现象。
以此来看，纳吉的说法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在过去（指五六十年代）的选举情况就不是今天的制度。当年在投票结束后，就看见官车将投票箱载到开票中心进行算票，而身为记者的我们就要驾车或骑摩多尾随到开票中心。有时记者会投诉不知载送票箱的官车去了哪里
？但又没有证据，投诉也就没有下文。
无可否认的，在1955年、1959年和1964年的大选，及从1951年到1965年的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的选举都反映出执政党及反对党各有角色扮演。例如执政党联盟连连胜利。但在一些城市的议会和乡村议会则被反对党所控制，如社阵及回教党等。在双方各有所得下，指控执政党操控选举就引发了争议。即便在1964年的大选，联盟大捷，反对党惨败；尤其是社阵只胜两名国会议员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只胜1名国会议员，也显示不出有可疑之处。理由是当年处于马印（尼）对抗期间，在选民担心印尼会对马来西亚不利下，乃把票投给联盟（在当时，印尼的苏卡诺政府及马来西亚五邦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回教党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而人民行动党虽是支持加入马来西亚，但它起的作用是分散反对党的选票，无法震撼马华的力量。
在1964年后，反对党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其中最明显的是社阵领袖及干部不间断被逮捕。在后来受到中国反苏论争（1963-1966）及掀起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影响，社阵也走上街头斗争，不再热衷于议会选举；尤其是认定1964年 的选举结果“证明”议会斗争是行不通的。同时在党领袖被捕下，加上因语文政策的分歧，结束了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合作。与此同时，劳工党决定自行走文革的路线。另一方面，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被捕；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被捕及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较早前的被捕，顿使整个社会主义阵线也因苏卡诺的倒台而陷入分崩离析的乱局（1966年）。
意想不到的是，新加坡也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人民行动党扮演的第三势力角色也宣告结束（在1966年后被民主行动党取代其角色）。
社阵（社会主义阵线）虽然也曾在1966年激起援越抗美运动，示威游行不断；更在1967年主导槟州大罢市，在在揭示了左翼劳工党决心退出宪制斗争（杯葛1969年的大选）。
社阵对选举制度的失落也刺激了华人社会一度对选举失去信心，他们也接受这样的理念：选举是做做样子，结果还是执政党包赢，投票又有何作用？
但在1969年的大选，又反映出投票是可以作出改变的，虽然不可能彻底的大改变（将资本主义制度改成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由不同人和不同的执政党起而执政。纵然也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也算是人事上的改变。
自此之后，国家政局全面洗牌，反对党被收编，联盟转改成国阵，更加巩固了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在1990年马华在选举中有所受挫，参选32国席只胜18席，也再一次在槟州议席归零，但大政局依然没有改变。在5年后，马华又收复失地。
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对巫统是一个大挑战（主要是因为安华跌马组成公正党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一夜之间巫统失掉27个国席，更再失登嘉楼州政权（吉兰丹照旧由回教党执政），这一届华人未能理解行动党与回教党合作的用意，结果导致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首次在国席上跌马。
既然当年的大选透露出改变是可能的讯息后，安华就计划他下一个夺权计划（他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也即在八月份出狱，恢复自由身）。刚巧2008年的大选在天时地利人和下对反对党有利，安华也就带出“地动山摇”的政治海啸，顿使国人开始相信变天是可能的。
因此安华“决心”要在2013年夺下布城，且“信心十足”。但人算不如天算，安华又跌入“革命尚未成功”的困境中，最后也因第二次鸡奸案再次坐牢。
今天反对党阵线已是换成马哈迪领军，更具爆炸性。
不过对于投票时手指要印有蓝色墨水，算是解除一人投两次票的可能性是民主的胜利。
当然也有反对党揭发某些地区的许多选民被集体“大风吹”到另一个选区，但这是长久以来已存在的现象（七十年代起），也就被形容为“幽灵选民”。因此最主要的是选举的公正与透明，不能随意为选民搬家。正如纳吉所说，谁也不可能作弊，那么就让民主与透明的选举在阳光下作对决，以让人民对马来西亚（不论谁胜谁负）的民主制度更具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政治资产。
刊登于2018年2月22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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