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统治马来亚期间（1786-1957），前后共171年；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因此若连同东马计算在内，英殖民统治长达177年（英国人布洛克家族在1841年起占有砂拉越，并在1946年将之直接纳入英殖民地；而沙巴则是在1881年由英国统治。两者在1963年9月16日并入马来西亚联邦，而成为独立体）。
除了英国早期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外（从1826年到1948年，共122年），它也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把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各州府，并将所有重要的权力归为英国所掌管，如外交、国防与内政等等。但英国仅剩下宗教一项未加以干预，而是由各州的统治者（苏丹）自行订下宗教习俗和仪式等。
因此不论是在英国占有马来西亚之前或之后，它都不想抵触马来人奉行的伊斯兰教。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各州苏丹都在各自的宪法内对伊斯兰的教义有所阐述，有的还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出任州务大臣。换句话说，当英国在1948年（战后第三年）决定将马来半岛各州组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它进一步巩固英国的军事力量，且又继续让各州统治者保有宗教自主权。至于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的州元首则由最高元首委任，并将管制宗教的权力移交给相关的州元首（昔日称州长，后来成为州元首）。
英国之所以迫切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是因为眼见毛泽东的中共大军将席卷大陆，接着在骨牌效应下就会连同东南亚各国相继被赤化。
为先发制人，英国在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未及半年（1948年2月1日生效）就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当年新加坡未被纳为联合邦一员，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华人太多，一旦加入联合邦，华人人口将超越马来人。
因此驱逐、逮捕、扣留、处决成为英方减少华人人口的另类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50万华人被驱入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新村（逾500个），以切割对马共的援助。
与此同时，也至少有两万名华人被驱回中国，还有被扣留和枪杀的也有超过6千人左右。
当1955年，英国允许在普选中胜利的联盟执政党派出东姑、陈祯禄与马绍尔和马共的陈平书记长及拉昔迈丁和陈田于同年12月在华玲和谈结果功败垂成，英国就启动所有的军事优势扑向马共及左翼党团与个人。
待到时局比较平稳时，英国同意让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在新宪法内有订下伊斯兰为国教，其他宗教可自由信仰；同时也有为马来人下定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或她必须是伊斯兰教徒。这无形中将马来西亚的民族分割成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
宪法也规定，凡归纳为马来人者一律享有特别地位，得以在各方面享受福利的照顾和经济的援助。
正因为有此区分，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马来西亚出现的政党大多数有种族的倾向，有者还带有宗教色彩，例如战前1930年成立的马共、1937年成立马来青年同盟（KMM）（战时停止活动）及战后成立的马来国民党（1945年）、新加坡民主同盟（1945年）及巫统（1946年）和印度国大党（1945年）。这些个政党有的表面上声称是多元种族政党，但实际上却有物以类聚。
由于形势（形象）决定思维，也就在下来的日子里出现各式各样的政党。这些政党包括马华公会（1949年）、劳工党（1951年）、回教党（1951年）及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后转成国家党）（1951年）、林苍祐的急进党（1951年）及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1955年）。
即使国内政党林立，马来亚的主要政党仍集中在执政的联盟，及至东马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也依然摆脱不了种族代表性，如卡达山统一机构（USKO）、沙统（USNO）、沙华公会及砂国民党（达雅族）、人民联合党（以华人为主）和土著党等等，都反映了它们的族群结合。
直到1969年大选发生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整个马来西亚才凸显其种族政治带来的分裂与危机。在紧急状态下，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新的政治格局，更推出新经济政策。在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两大目标下，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冲击也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在新政策下，不但要保留股权予马来人，而且在聘用工人方面也要达致30%的固打。至于在教育、担任公务员及获取福利金方面，都较前更为开放。
当转入七十年代，又出现“土著”与“非土著”，也规定某些行业保留给土著经营；又在所谓固打制下，不少非土著进不了国立大学。
讵料到了九十年代，又再出现一个新字眼“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美其名回教刑法不碰及非穆斯林，但日后发展谁又能保证呢？还有当下又出现什么“双内阁制”，以穆斯林有限，简直是莫名其妙。
冲着这样的宗教政治的崛起，它又是不亚于种族政治。若按照伊斯兰党的思路，只有回教徒才能成为首相；只有回教徒才能担任实权部长，而且回教刑法一定要落实。当今的逊尼派中已有人不惜铤而走险，若不加以制止，这个社会将会因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而陷入动荡不安中，岂可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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