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后有民众欢呼“种族政治”已被“埋葬”了，因为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也不论是卡达山人或达雅族人几乎大面积的一面倒冲击执政的国阵。有人形容这是“全民海啸”，不单是华人海啸，也卷起马来海啸，因此换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不再讲求种族课题的时代；一个象征种族政治没落的时代，及一个全民和谐一致改朝换代的时代。这是真的吗？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族隔阂的新时代？
且让我们翻开马来西亚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从马来亚（1786年）到马来西亚（1963年），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源自英国的统治。
最初卷入政治斗争的始于孙中山的革命（1905-1911）。虽然孙中山在马新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华人民间掀起的政治波浪是令海外华人记忆犹新的。
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只针对推翻满清王朝，不涉及反英抗争，也就相对被容忍下来。因此国民党的政治也在马来亚开枝散叶。
直到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才引发英殖民政府的紧张，因而密切关注马共的活动和它与外国的联系。
为了“一视同仁”，英国也对国民党的活动给予钳制。虽然国民党与英国一样，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共。但因种族之不同，也就不敢放松让华人介入政治大搞一场。
1942年时局急转直下，日本蝗军大举入侵马来亚，不及3个月的时间马新沦陷，东马的北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也沦陷。人民过着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华人死伤更不计其数。
从那时开始，英国人留下的华人与马来人及印度人分区居住也成了日本人随手拈来使用的“分而治之”劣行。日军一方面加紧对马来亚抗日军（马共）的围剿；另一方面英军情处则在1943年开始与马共接头和合作，一个提供弹药；一个派军上阵，给日本留下头痛的对抗。与此同时，其他族群包括马来人被聘用为公务员和保安人员与警察等工作。对于印裔更巧妙地利用他们对印度的热爱，鼓动他们反英以争取早日独立。
这种“三管齐下”的政策也在日后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埋下种族政治的“地雷”。
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军迅速重临马新，先是给予马共“合法活动地位”，且在1946年颁发勋章予抗日军首领，包括陈平在内，一共获得6千余名抗日分子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当年尚有另一半马共成员不响应号召，他们生怕英军生变）。
1948年，英政府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协议，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新加坡被割开），也留下华印人申请公民权的问题有待圆满结局。
这个时期，英国察觉到在1948年中共节节逼近解放全中国，而对国民党不再寄以希望，乃先发制人在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列马共为非法组织。英军与马共间的“不宣而战”又开始了。英国人认定华人多数左翼，是亲中国的，也就是亲共分子，自然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从1949年开始，英军陆续将50万华人驱赶至新村居住（约500个），日夜监视，防止华人协助马共。
既然英国对华人痛下限制，也就引起华人对英军事政府的不满。正如对待马来人和印度人一样，英殖民政府既鼓励马来人成立“巫统”，以照顾马来人的利益；也同意印裔人成立“印度国大党”，随时效忠尼赫鲁。接下来迫不及待鼓励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50万新村华人的利益和生活极不安定的华工。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绝不允许马共的活动，但允许国民党的活动，反正后者都是反共的。
无可否认的，英国人就是美其名让各种族政党照顾本身的族群，又通过协商调和种族间的关系。
也因为战后不久，一支倾向共产的民族主义战士在印尼崛起，他们配合印尼的独立（1948年）与新总统苏卡诺一唱一和。也在这个过程中促成马共也与印尼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联系。
如果这两股势力真正汇成一道，就对种族政治的存在有所威胁；尤其是美国对苏卡诺一面倒向中国，又一面倡议“纳沙贡”（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共产主义三结合）的指导思想坐立不安。这不但壮大了印尼共产党，也壮大马来亚的左翼势力，进一步将中国、印尼的左翼单位融合在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中。
当1955年东姑代表自治邦政府与马共和谈时，只能视为一场政治游戏。因为东姑开出的和谈条件（即投诚）是马共所不能接受的。在和谈失败后，东姑挟其声望在1956年到伦敦谈判独立，结果获得英国允许在1957年独立。
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前英国已扫除左翼政党（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及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而允许一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如劳工党（1951年）及人民党（1955年）。这两个政党在独立日结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全面鼓吹非种族政治，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将种族政党消除掉。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调查社阵的支持者，不难发现在城市中的华人连同一些印度人在1959年的大选时投票支持社阵的候选人布斯达曼、加南星、V大卫和威拉板4位非华裔候选人中选为国会议员（只有1人是马来人），他们都是在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进入国会。因此从表面上看是非种族政治战胜了种族政治，实则社阵的地盘在城市中不是马来选区，而是华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分种族的。但在马来社会，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有限的。
虽然转入1963年，社阵又多了一个成员党“国民议会党”加入（马来人的政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但因适逢马印对抗，社阵在大选中失败（只赢得2个国席）。
更不幸的是，社阵这支左的旗号在1965年被政府指责与印尼“暗渡陈仓”，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消息传开后，华人大感哗然，而社阵也因走激进路线，在1966年后就成为马来西亚式的文化大革命阵容。这意味着马来人的左翼被挫败，而华人的左翼走上了街头，所谓非种族政党也就分道扬镳，更在1972年劳工党走完它历史道路。
随后崛起的反对党虽然也有标榜非种族性，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联党，但它们都很明白若不能在华社立足，它们不会有未来。当然喊得响彻云霄的非种族政党，如民政党在后来就显露其华基政党的背景。以1982年大选为例，林苍祐的阵营清一色为华人。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致力要成为非种族政党，但它依然离不开华社，彼此关系如鱼和水。这判定了行动党的华人情意结。
虽然近十年来行动党试图“体现”多元种族色彩，候选人中有非华裔，也有马来人，但就是无法壮大它在马来社会的“市场”，它被标签为华人政党，更被巫统形容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是反马来人的。
行动党当然也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尽量与其他非华人政党合作。如1990年与46精神党合作；如1999年与安华的人民公正党合作，说明了行动党需要的是马来人的支持，它本身也自信可取得华人票，也就不屑与社会正义党（1971年陈志勤由民政分裂出来）及社民党（1978年由叶锦源从行动党分裂出来，及后交范俊登领导）。正由于后来的华基政党都不再是行动党的朋友，也就成为行动党的“死敌”。例如在1974年大选，在吡叻州将人民进步党（1974年加入国阵）打得落花流水的是行动党的屠龙手范俊登。又例如在1990年大选击败林苍祐，又进一步在2008年将民政党的槟州江山夷为平地。
还有更大的目标是马华公会。行动党在2008年不经意壮大起来后，它就在2013年及2018年的战略中准备“围剿”马华。结果有69年历史的马华公会也掉进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从2008年的15+31议席，到2013年7+11议席，和今天的剩下1人。这意味着行动党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将华基政党的阻力全扫光。
但接下来，它与公正党、土团党及诚信党的合作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说多元种族胜利了，连华人也可以做回财政部长。从积极的方面看，确实是希盟推翻了旧政权，但希盟又是从什么地方长起来的呢？
其一公正党（1999年）是安华一手促成的，它的成员不少是来自巫统的。今天它在国会拥有47席，陆续有巫统议员加入。因此如果不久之后，他的国会议员增至54席，就意味着巫统相对削弱了。
其二，土著团结党（2016年）是马哈迪的产儿，虽然本届大选有13个国席，但随着增加吸纳国阵议员的跳槽，其议员数目就会加倍上升。
令人侧目的是，吡叻州的巫统议员加盟希盟，也导致希盟成为执政党。还有在柔佛、吉打、马六甲及森美兰也有人相随打进希盟。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马哈迪要注册土团党时，他就表明是种族性政党，与巫统不相上下，即意准备取代巫统的。
毕竟他要打倒的是纳吉，而不是巫统。
在1988年，当巫统被法官判决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成立“新巫统”即巫统2.0来接管原巫统的一切，他证明他成功了。
今天马哈迪更具有条件壮大土团党并将它发展成“崭新巫统”3.0，其实这个党是为取代巫统而诞生的。
其三，诚信党是源自伊斯兰党，它的理念与土团党很接近。如果这两个政党在将来要求合并，再加上东马的复兴党归向土团党和砂州的土保党也归向土团党时，那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新新巫统”再次登上政治主流。
从上述的分析要在一夜之间铲除种族政治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加入行动党的马来著名学者除了宪法专家亚都阿兹中选州议员外，再益依布拉欣则无缘上阵，还有一些马来重要人物，如阿都亚兹也已退党了。
如果种族政治的烙印不能在各政党内被改变，那么它就会继续存在各政党内。美国和欧洲国家同样有种族问题，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但阻止极端宗教走进政治倒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8年5月20日至22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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