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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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8.18

华教本来就是政治课题


教育部长马智礼于728日在怡保主持国油大学颁发教育奖学金仪式时郑重指出,教育绝对不能政治化,而新政治会确保政治与教育被区分开来。
他进一步表示,只有不让政治滥用教育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才不会感到害怕或是受到压力,肩负起传授知识的责任。
教长的论调与董教总的论调是一致的,后者也认为教育应与政治分开,只能从学术的角度看待教育课题。
既然双方都有一致的观点,应该不难找到共识,从而对承认统考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华文教育的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英殖民统治者认为华校所包含的民族意识将会演变成政治的压力,因此不得不防。
我们姑且认定1904年在槟城成立的中华学校(由曾任清朝驻槟副领事张弼士所捐献)可以被视为第一间新式华校(告别过去的私塾)。而后孙中山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华校和华报在孙中山和康有为的较量下也逐一发展。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才见华校和华报遍地开花,形成一股华社推动文化与教育的双翼。
由于这一运动来自中国,英国人所担心的政治事件也在同年的6月和8月分别在新加坡和槟城引爆,酿成暴动与流血冲突,起因于华社开展杯葛日货运动。
为防范华教和华报鼓吹民主和自由,英政府乃在1920年推出“学校注册法令”及“报章印刷法令”,以监督和对付被认为受到中国影响的学校和华报。
从那个时候开始,华校和华报已被英政府列为政治课题;尤其是在1930年由胡志明秘密成立马共后,英国更是如临大敌,不得不引用法令对参与左翼活动的华校分子进行逮捕和遣送回中国。因此华人社会;特别是华校人士不但对英政府没有好感,也被煽起仇英情绪。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马新后,英军的弃械投降也让华人饱受磨难,死伤无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新的华人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结果导致英军在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查封马共并大举逮捕左翼分子,同时也对华校和华报的亲华行动进行干预,例如1950年英方要关闭新加坡两间华校,“罪名”是搜到亲共文件。
继后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华教问题英军在1951年抛出“巴恩报告书”,主张取消方言学校(包括华校)改为国民学校,后果是引发罢课和罢考事件。后来方有“吴芬报告”作协调,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华教危机,促使林连玉在同年发动组织华校教师会,与英政府相庭抗礼。
也因为政府根据“巴恩报告书”在1952年化成教育法令,林连玉除了协助华校董事会组织成董总外(1954年),也在1955年率团与东姑进行谈判,条件是东姑吁请华社支持联盟,在同年的大选时胜出,以换取重新检讨教育报告书。结果正如大家所料,联盟大胜,东姑也委任敦拉萨组成委员会重新检讨教育法令在1956年出炉,且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
这就意味着华教课题已和政治挂上钩,不可能被分割,即使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仍然继承英国的衣钵,对华校和华报保持高度警惕。也因为有林连玉把关,拉萨教育报告书取消了最后目标(最终发展成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统一学校),也就皆大欢喜。但这份报告书也保留了1952年教育法令中允许华校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钟灵中学就是在1956年与教育部达成协议,第一间同意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中学)。
及后董教总就与马华公会组成“三大机构”华教委员会。这进一步说明政党政治已主导了全马的华校。在这种情形下,华校又如何摆脱政治的干预呢?
到了1960年,政府又再成立达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抬出了“达立报告书”,更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其中就规定华文中学可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不接受津贴的则归为独立中学。结果只有16间不接受津贴,另55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后来因为超龄生的问题入学无门,政府又允许改制中学开办“下午班”,慢慢的学生一多就改成“私立中学”。到今天大家都称为“独立中学”(但保持60间的数目)。
与此同时,所有华小从1962年起全纳入国民型华小,没有私立华小。
正因为董总领导的独中面对升学的问题,便在1975年举行独中生“统一考试”(简称统考)。由于未受政府承认,被当成校内考试(当年教育部长是马哈迪)。
1996年时,马哈迪又推出新的教育法令,对语文政策有所宽松。例如允准大学及大专院校申请使用英文为媒介语,特殊情况(如中文系)则准用中文。
有鉴于统考经过43年的考验后,董总及华社要求政府承认统考变成了2018年大选的副题之一。这本来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毕竟今天独中生升学完全没问题,就是进入国立大学有困难,同时要成为公务员也有阻力。但这两项也非华社非进入不可的诉求,只是要求政府也公平对待“统考”。如果国家能承认外国“进口”的O水平及A水平考试,也承认国际学校的文凭,那么承认“统考”就怎么变成种族课题?那些反对的声音说一国不能有两制(两种考试制度),就不知一国有两种法律(世俗法庭和回教法庭)又何解?
还有既然希盟与国阵都敢提出承认统考,就不知为何这么困难?
这与种族有关吗?这与政治有关吗?今天的华小有超过18%的非华裔入读(约7万人),而独中生在本地私立大学及外国的大学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什么还要为统考生添加条件:SPM国文要优等,可能SPM历史也要及格。这等于说独中生要考两种考试,国中生只考一种?
如果是这样,只要公立大学多拨一些学额给独中生,而且可作选择性决定收不收独中生为公务员(应该也非华裔首选)?至于一些州承认“统考文凭”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正如教长说独中不在教育主流,所以没拨款,但可考虑发展拨款。这发展拨款与制度化拨款是两码事,前者可能只发一两年,后者才是固定的。
既然教长有心不让政治走进教育,那就敞开大门,欢迎独中生报读国立大学,这才是新政新形象,不要老是在旧问题打转。如果华教非得与政治挂钩,那就挂吧,只要公平对待即可。就不知教长敢于“破旧立新”,让人对他耳目一新吗?


刊登于2018年8月2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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