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的六大失误

1980年，我首次踏足广州，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还看不到变化。生活在香港的人似乎有“满足感”，也就形容从大陆来的中国居民为“老表”，即意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之类的有隔膜的“远亲”吧！既带着轻蔑，也认为大陆人“不够文明”，但还不至于把他们视为另类人。

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4年，邓小平促成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公报》，指定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时之间，曾一度掀起移民潮。后来中港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不时体现出香港依然是“马照跑，舞照跳”；邓小平更是承诺香港继续走资本主义路线，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由来。

为了让香港“独树一帜”，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规划和制定对港人有利的条件。因为中国内地十分依赖香港引资和在内陆开展工业，大兴土木造福大陆人民，也就对香港另眼相待。

基于这种心态，中国政府的高层和香港的精英也就按照“不可杀掉生金蛋的香港”的念想，小心翼翼地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宪法）。除了香港没有外交、国防和公安权力（尚保留一些）外，香港享有比其它自治区更大的“自主权”。换句话说，香港人不要第23条国安法，不要“犯罪条例”，也乖离一国两制的原则，提出了港独和“我不是中国人”的怪论，都变得振振有词了。

对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罗力（1947年，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及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理事长）因长驻深圳对香港各方很是熟悉，也就开宗明义指出中央对香港的六大失误，我也对他的评论作了补充。

（1）香港回归后，过分强调“两制”，而不是一国，主要是担心港人不接受中共统治的理念；尤其是担心台湾人的“抗拒”，因此有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说法。一方面用以安抚港人之心，另一方面给大陆人来港制造障碍，只顾港人感受，不理大陆人的“反感”。

（2）香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忽略了广大港人的利益；尤其忽视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他举例香港的大资本家垄断了房地产、物流、金融、电力及电讯等等的公共服务业，造成许多香港人多是为大资本家打工，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尤其在工资赶不上生活开销和失业威胁下，他们成了今日反港府的先锋队，而且首任特首也是大资本家出身的富二代。

本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府应热情接待工人及中产阶级的代表；但改革开放后却变成向大资本家招手。这已开始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许多左翼分子一度质疑，中共的政权性质改变了么？为什么只见大老板，不见中下层人士的人民代表被中国官方重视？

（3）为保住两制，当2004年50万人上街反第23条国安法时，政府退缩了，直到今天也没有通过。有人质问：为何董建华在首届任期中，当大多数港人对中共表支持时却不提出第23条文法案？反而在第二任期内才提出。自此之后，“街头政治”成为港人的武器。例如2014年的“占中”行动，历时79天，就是利用港府软弱的心理，而有了雨伞行动。

（4）为了满足港人的需求，中央不断给港民送“大礼物”。例如当香港面对产业空洞化和加工贸易遇到瓶颈时，中央就开放给大陆人来香港“自由行”，从而刺激香港低端的服务业。其结果是造成市场物价高涨和地产楼市价提高。到头来是港民身受其苦，而对大陆人的到来给予抗议。反过来若没有大批大陆人涌入，港人的生意又如何维持下去？

还有中央也允许港人将低端制造业北移珠三角，导致今日的香港只有两万人在制造业服务，出现制造业的被“空洞化”。

（5）政府没有积极地将香港经济转型，而是采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主义政策，减少或不干预市场经济。这也非正确之道，而是政府应在必要时介入支持香港的转型，如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都是在必要时由政府主导政策（特朗普通过政府压力，禁止将高端产品售华为即为一例）。但港府似乎采纳了老子的“无为”学说。

（6）这一点很重要，中央早就应将大量大陆人移向香港，并介入英国式的政治游戏，用政党政治来推动民主，进而控制政党的运作。

这使我想起已故林苍祐（前槟州首席部长）的一句话。他说，马共陈平的失败是因为他坚持共产主义，而不会加入英国的民主游戏来争取权力。

是的，如果大陆早有此一手，今天面对的是港人党派之争，而不是事事指向中央和港府。反正中央已握住刀柄，政党政治是翻不了天的。

刊登于 2019年7月2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