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来，这是联合国专家与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兹敏之间的冲突，彼此对贫穷率的计算法有天壤之别。接着安华也参与其中，但显然对阿兹敏的驳斥持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专家也发表了与联合国专家近乎相似的批评。说白了这是属于数目字之争，不具现实意义。但如果我们深一层分析，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数字的落差，而是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这四个人的观点，以了解事情的真相。
联合国人权特别行动小组专员菲利阿尔斯通说，马来西亚人民的实际贫穷率远比官方数字为高，因为我国设下的贫穷线并未反映实际的国内生活成本，也排除了原住民及外劳等，导致贫穷率有失真之嫌。
他是经过11天的访问考察后，在8月23日发布文告指出，在过去50年来，马来西亚在降低贫穷率方面确有很大的进步，但官方说赤贫人口已消失，或只是存在于偏僻地区的一小部分人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结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面对问题。
按照官方的说法，大马的贫穷率已从1970年的49%（当时计算月入50令吉），大幅度降至2016年的0.4%。不过这个数目是马来西亚本身计算出来的，他提出每个家庭（4人）每月的收入在980令吉水平线下即为贫穷（也就是一人月入245令吉），等于每人每天只有8令吉（少于2美元的生活费）。
他认为对于一个即将取得高收入国的马来西亚来说，将贫穷线订得如此之低是不合理的。应该说，更符合真实情况是贫穷率介于16%至20%之间，并有9%的家庭每月的生活费低于2000令吉。
他建议大马重新检讨贫穷的定义和水平，不要用巧妙的统计方式来掩盖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联合国的有关完整报告将在明年（2020年）向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呈。
不久之后，也即是9月1日，世界银行全球知识与研究中心驻马来西亚的经济学家肯尼恩西姆勒（Kenneth
Simler）的报告进一步证实联合国的调查报告。
他说，马来西亚的国民总收入（GNI）从1977年的每人月入200令吉到今天的每月收入3800令吉。可是大马制定的贫穷线依然是偏低的，从1970年的每人月入50令吉提高到245令吉，也即是一个家庭（4人）的月入980令吉之下属于贫穷群体。
他认为马来西亚制定的贫穷线及多维贫穷指数，比其他国家的指数低了约3倍。
其他国家是根据私人家庭月入2550令吉以下才算贫穷，而不是马来西亚的980令吉水平之下。
以此估算，马来西亚的贫穷指数（MPI）高达19%。
他认为政府需要有“政治勇气”，诚实地记录数据，才能有效地脱贫。
对此我国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也在同一天给予严厉的驳斥，他指责菲利阿尔斯通的“判断”是不可接受和不负责任的。
他重申大马的贫穷率在2016年的统计是0.4%，即2万4700个家庭属于极为贫困群。
他进一步指出，大马是根据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坎倍拉家庭收入统计手册》的国际标准来制定其贫穷线的。因此阿尔斯通的报告是无根据，且非常地误导和不正确，缺乏观察证据及科学根据。
再者，政府也在2018年拨出275亿令吉来改善贫民。此拨款占总营运支出的11.9%。
另一方面，在9月8日，公正党主席安华针对联合国报告及阿兹敏的反驳提出批评，他说他同样对官方的贫穷数字难以置信，因为与现实情况大有出入。
他希望阿兹敏及经济策划组（EPU）重新检讨有关的统计和对国民没有意义的经济措施。因为存在已久的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贫穷问题。
从上述的言论不难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风口浪尖上，马来西亚还是处于政治敏感期和经济失调期，都会因经济不景而成为导火线。其中最明显不过的是安华与阿兹敏借贫穷问题起争论，他们俩人的“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已道出双方的斗争已陷入僵局，随时可能发生政治大地震。
至于联合国专家和世界银行的一致性报告是在提醒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不止0.4%，而是在20%之水平。这意味着在不分种族下，马来西亚有20%的家庭是生活在水平线下，与我们早前所说的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相差甚远。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先进国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年均收入在15000美元（即等于63000令吉之间）。对此而言，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扶贫和提高贫民的收入，然后才来追求先进国的目标。不过在当下世界经济有退无进的困境下，期望经济回升是绝不可能的。
基于马来西亚的货币软弱（1美元兑4.2令吉），能够维持经济安稳的局面已是不错了。既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已指出症结的所在，只用文告来驳斥其意义是无用的。不如实事求是，把改善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
刊登于2019年9月2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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