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何时订立？

在今年10月6日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中出现偏激的言论又再次成为被批判和被谴责的对象。这位曾在大学任教的首位演讲人是再纳吉林（Zainal Kling），他以大会执行秘书的身份抛出爆炸性且带有警告性的讲话。他说：“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是国家的基础，在过去允许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但他们（指非马来人）经常违反我们施予的善意和恩赐，有意贬低这个契约。我们要提醒，在可兰经里有经文允许我们吊销合约。

他进一步说，如今受到挑战的包括伊斯兰在联邦宗教中的地位，还有马来王室的地位。

对此，我们不解和感到诧异的是为何在此时此刻又再抛出所谓的“社会契约”？它究竟存不存在？或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根据西方世界所公认的，蘆俊（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他也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主张“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的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由此可知，社会契约是因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而必有的先决条件，主要指个人和集体及政府之间的关系。

反观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没有订立过“社会契约”这码事，完全是由殖民地宗主国操控的。例如在战后（1945年），英军重临马来亚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由人民同意，而是自我决定的“约定俗成”。

更严重的是，英国在战后的1946年就匆匆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且是在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在这之前，英国高官已分别向9个州的统治者发出喻令，要他们在文件上签字同意成立“马来亚联邦”。可惜当年的左翼阵线，包括马共、马来国民党及马来亚民主党对此议不表兴趣，咸认是延长英国统治的另一个新花招。

讵料这个宪政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大集会，公开反对“马来亚联邦”。结果英政府取消此宪制，转而与巫统谈判而组成新的宪政。在没有华印代表参加下，英政府在1948年宣布成“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即便在1947年由陈祯禄领导的AMCJA及由马来国民党主导的PUTERA率领人民举行大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公平和对华印人不利，也对公民权的申请作了新的限制。英国不但完全拒绝，也否认左翼团体提出的“人民宪章”。

换句话说，单独由英方与巫统达成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被全面实施了。其中有几个重点：

1）在马来文称呼上的书写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马来土地联合邦），理由是“Malayan”马来亚人是英文字，马来文没有这个字，只好用Melayu来诠释。

2）在协定中有给马来人下定义，即回教徒、讲马来方言和依马来习俗生活者；但没有给Malayan下定义。

3）按照1946年的“马来亚联邦”法案，约有83%的华裔和75%的印裔可获得公民权，但在“协定”底下，只有一半的华人（华人共有230万人）获得公民权。

4）马来人被赋予“特别地位”，意指受到扶助。这一点倒未引发华印人的反对，而是对英方的排华和反共政策感到反感。马共也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此后有逾2万名华人被遣送回中国。所有这一些，都未有“社会契约”这码事，华人代表也未参与其中。

令人费解的是，在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夕，由刘伯群代表千多个华团起草的备忘录“拜托”陈东海交给英殖民大臣，但陈东海将之束之高阁，后来竟说“忘记了”。因此哪有华人的声音在英国被重视？在1957年独立后，尚有30万华人申请公民权无下文。

正因为这样，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提出要获得合理的代表权，结果马华因分裂而失败。1959年的大选则以林苍祐的退场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马华无法在巫统面前“平起平坐”。

就不知道为何阿杜拉阿末（Abdullah Ahmad）（这位在敦拉萨当政时是左翼的红人，在胡申翁当政后，被内政部长加沙里逮捕，罪名是与苏共有往来，后来被释放而成为《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在1986年马哈迪当政时，他竟在新加坡发表惊人的演讲，他说：“马来人支配的政治体系是出于独立之前极神圣的社会契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是不能被废止的。1969年的5月暴动（513悲剧）就是挑战这个体系的后果。之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兑现1957年契约所承担的许诺。”

这一段话说明了巫统内的当权者已从马来主权延伸到“社会契约”，目的就是不要华印人挑战它，可是在没有华人参与的1948年协定和1957年独立前华人参与的代表性，则所谓的“社会契约”存在性就值得质疑了。只能说是某些人强把“影子”当成真人来震慑另外族群的人。

刊登于2019年10月2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