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动乱，六四翻版？

香港暴乱已从成千上万群众上街游行演变成人数少，但却是以暴力相向的恶性对峙。有人形容香港已进入“无政府状态”；更有最新的论调指香港已陷入“内乱”。不论是香港媒体或中国媒体乃至西方媒体都无法掌握香港动乱的规律，只能眼看事态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事？

例如任谁也没想到示威者会成功地瘫痪机场而使民航机无法运行，整个行程都被打乱了。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全港的学校，不论大小已经一律提前放长假，整个教育体系也受到致命的破坏。

因此香港连续五个月的示威和动乱也在近日被拿出来与“六四”事件作比较。结果舆论发现有几个相似之处。其一是赵紫阳当年与学生对话后未能解决问题，因拍板的人不是他。而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虽也与民众见面对话，但也未能解决问题，因为不是她拍板的。一般上权力操诸在最高领导层的手上。

其二，“六四”从打倒贪污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与香港“反送中”到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它与六四是有相似之处。

不过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两大事件的不同点，我们还得从“六四”事件说起。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化运动息息相关。

1982年，胡耀邦取代卸职的华国锋成了总书记。胡耀邦在当政期间，平反许多冤案，也广开言路。后来被党内保守派批评让自由化泛滥，而使国家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也是在这期间，中国掀起新一波的学潮。1986年12月5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3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程序不当，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继之在其他大学也起而响应，总共有26间大学卷入学潮。

由于学生进而要求“自由民主”，也就被邓小平训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到了1987年正月16日，中共对高层作了调整，由总理赵紫阳顶上取代卸职的胡耀邦。

在1月19日，安徽省委开除方励之的党籍和1月25日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后，事件逐渐平静下来。但预想不到的是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溘然去世，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先是学生举行悼念活动，接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冲击中共政府。

追悼会也不断扩大，陆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喊出的口号包括“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4月22日，官方追悼胡耀邦逝世的告别会举行后，学生及各界人士并未散去，而是喊出的口号越多，包括“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共产党”和“打倒独裁专制”等。

虽然赵紫阳按原定行程在4月23日官访朝鲜，但学潮越演越烈。

4月26日，在邓小平拍板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就是说，官方已定性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及各地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是有政治阴谋的，企图打倒中共政府。

赵紫阳在回国后，形势更加严峻，但他在5月4日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集会上，依然对学生的示威有所同情。他更在5月19日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会见学生，要求他们结束绝食和解散。学生则抗议“四二六社论”不取消“动乱”字眼，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李鹏签发了戒严会，6月4日天安门被清场。此时赵紫阳已在政治局中失势。他也在19日后不再在公众场面露面，直到2005年逝世，仍未获平反。

就中国官方的立场，“六四”事件是反共反党的，不能“平反”。相对而言，香港的所谓民主人士接过这一棒子，每年都悼念“六四”事件，也从未忘记要求中共平反。

香港的民主派就此借助“六四”事件提醒港人要坚持他们原来的“非共”、“排共”乃至“反共”的心态。同时坚持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之中的香港是与大陆是不同的，它完全是高度自治的，不受中共的政治干预。

这样的思潮结果变成港人的高度敏感，但凡有任何变动，或被认为影响到约束香港人的自由的措施一概加以反对。从反对23条国安法（2003年）到“反送中”（2019年）大游行，在在反映了港民不接受大陆实施的法制，自然把怨气发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身上。

今天香港的所有大学、中学及小学都已宣布休假，暴露事态的严重性。即便“反送中”和“六四”事件有不同的流程，但彼此之间也有其共同性，都是带有倾向西方思想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挑战中共的底线。可是在中共看来，它有其本身的体制，也未强加在港人身上，只是不能接受香港成为“罪犯”天堂，不受引渡和惩罚；也不能苟同香港人的特权是包括不必服膺于国家的法律和国家的安全措施。

如今香港的“反送中”已沦为暴乱的场所，严重地影响旅游业和外来投资，长此下去，香港也就比日治时代的“沦陷”更悲惨了。

什么时候，香港再回到晴朗的天空和令人称羡的“东方之珠”？也惟有香港人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19年11月18日《光华日报》